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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牟海(乳山)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2016-08-08 16:09 字体:[ ]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抗战伊始,牟海边区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12月,中共牟海临时工委成立,随后,海阳、牟平县委相继重建。1941年2月中共牟海县委员会的成立,使全县党的工作和抗战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境内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及上级有关抗战指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县委工作重点转移到大规模的反投降、反“扫荡”斗争上来。县委率领地方武装和全县人民配合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攻克了国民党投降派盘踞在崖子、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地的据点。是年9月,牟海县全境解放。11月,日军发动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反“扫荡”斗争,保护了人民群众安全,捍卫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相继开展了大生产、拥军优属、减租减息、锄奸反特等运动,对壮大抗日根据地、激励抗日救国热情、打击困扰敌人、支援整个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八年抗战,境内有3032人参加八路军,有1072名乳山优秀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乳山境内党组织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使自身得到不断壮大,至1945年底,全县党员总数发展到6965名,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334个基层党支部、1188个党小组。又经过整党整风锻炼,使全县党的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为胜利地领导全县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准备了条件。

 

第一节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中共牟海县委

 

一、牟海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八一三”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并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爱国群众纷纷动员起来,积极开展抗战活动。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是年10月,出狱后的于克恭、宋竹庭回乡恢复和发展牟海边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虽然“一一·四”暴动的失败给牟海边区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造成了损失,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停止,党几年来在人民群众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潜在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迫切渴望党的组织领导。12月,中共牟海临时工委成立,宋竹庭任书记,于克恭、侯岳西、林慕堂任委员。随后,司马庄、夏村、海阳所、崖子、午极、孤山、黄疃等地的党组织首先得到恢复,党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2月24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揭开了胶东武装抗日的序幕。1938年2月7日,宋竹庭、王亮、贺致平等人奇袭国民党育黎乡校①,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五大队,宋竹庭任政委,于克恭接任临时工委书记。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需要,胶东特委决定撤销牟海临时工委,于1938年5月在东林家村成立了中共牟(平)海(阳)福(山)栖(霞)中心县委,林慕堂任书记,滕景禄、滕振玉、侯岳西、徐一民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四县党员、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形势发展很快,及至秋末,各县分别成立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上党组织发现林慕堂与国民党军官丁綍庭关系密切,且有经济问题,胶东特委遂撤销中心县委。是年8月,中共海阳县委于石村重建,刘仲益任书记,徐一民、孙世堂、李桂岩、宋廷臣等任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徐中夫(县委秘书)家里。10月,组建中共海阳三区区委。1939年1月,牟平县委于地口村成立,单京洲任书记。

1939年5月,中共东海地委成立,领导牟平、海阳、文登、荣成、威海四县一市的党组织,开创东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其时,日寇占据着县城及几个重要据点,大大小小的国民党顽军则瓜分了余下的地盘。牟平、海阳两县县委在东海地委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各区区委,又在许多村庄里成立了群众抗日组织,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2月,日军对东海地区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闻风弃枪逃跑,东海地委发动全区党员、群众,趁机起枪拉队伍,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壮大抗日武装。日军“扫荡”过后,东海地委组建起了千余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牟平、海阳两县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队伍。“二次起义”后,东海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东海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日、伪、顽的全盘统治,变为敌、顽、我的三角斗争。在这种三角斗争中,敌、顽日渐失掉民心,走向灭亡,而我军日益得到群众拥护,发展壮大,走向胜利。至此,牟海边区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壮大起来,至1940年底,牟海边区所在的7个区,全部建立区党委,党员数量达到1533人。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敌、顽的统治日益减弱,出现了各界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二、中共牟海县委成立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各级政权普遍实施‘三三制’的政权制度,即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中,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以利于团结各阶层群众,并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

1941年起,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以贯彻“三三制”为主要内容的普选运动。2月8日,中共胶东区委鉴于“过去区乡界限因封建关系,划分不合理(如飞地等),或就河流、公路、铁路、敌人据点划分行政区域,限制工作,帮助敌人封锁自己”的现状,为使行政指挥灵便,决定“以纵横二十五至三十里,户口五千至六千户,六至八乡为原则划为一区;以纵横八十至一百二十里,六至十区为原则划为一县。”“旧有大县得划为两个以上之县,重新确定县名或名义上仍用行署”。根据上述精神,2月中旬,中共胶东区委副书记兼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王文②在下万口村主持召开会议,孔广弘、单京洲、孙传祝等人参加。会上传达了胶东区委关于在牟平、海阳之间划建一新县的决定。“将牟平县八区、九区、十区的全部和六区、七区的部分乡村,海阳县三区全部和二区部分乡村划为新县辖区”。并研究了筹建县委、行署的具体事宜。根据新县的区划范围,从牟平、海阳两县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定名为牟海县,辖7区52乡678个村。2月20日,在吕格庄村召开由各区乡30余人参加的党员代表会议,东海地委派林孟舒、刘善洲到会指导。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牟海县委员会(对外称牟海抗日救国后方援助会),由孔广弘、单京洲、孙传祝、滕民生、邢光5人组成,孔广弘任书记。县委机构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民运部,共有机关工作人员23人。

牟海县委成立后,立即着手抗日民主政权的组建工作,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牟海行政公署,成立了县、区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组建了地方抗日武装——牟海县大队。随后各区和多数村庄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团,各级职、农、青、妇、商、教抗日救国会也普遍建立,全民抗日的大好形势迅速形成。在反投降战斗中,县委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紧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全歼盘踞在境内的国民党投降派苗占魁、丁綍庭、秦毓堂部,解放了牟海县全境

为加强党的力量,壮大抗日队伍,中共牟海县委下大力抓好发展党员工作,结合对敌斗争,对那些阶级觉悟高,群众基础好,积极抗战的人士及时吸收进党的队伍中来,使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中,首先是建立党的区委员会。1941年春,全县7个区均建立党的区委员会,区委员会由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组成,部分区委员会设副书记,区党的委员会成员由县委任命。同时,各区均设区公所、区中队和各群众团体。在建立区党委的同时,建立乡村党支部。中共牟海县委规定,凡是3名党员以上的乡成立党支部,3名党员以上的村设立分支部。是年底,全县共设乡、村党支(分支)部225个。各党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部分党支部设副书记。党支部成员由党员推选,上级党组织批准。1942年春,全县7个区分设为13个区1个镇。据1945年底统计,全县党员总数为6965人,党支部334个,党小组1188个。

在抗战期间,全县共产党员舍生忘死,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担负起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全县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共同抗战,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成为打击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战斗堡垒。

 

1937~1945年全县党员数量一览表

年 份

数量(人)

年  份

数量(人)

1937

 81

1942

4006

1938

 243

1943

4754

1939

740

1944

5831

1940

1533

1945

     6965

1941

3081

 

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2月中共牟海临时工委成立后,广泛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春,工委委员侯岳西到南黄、冯家一带进行抗战宣传发动工作。4月30日,侯岳西在归仁村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会议决定,游行分南北两路进行,归仁以南,由西浪暖村共产党员高世清、高崇岳率领,归仁以北,由侯岳西负责。5月2日拂晓,西浪暖、老鸦庄、洋村、生家埠(今属文登市)等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余人,在西浪暖村集合,由高世清、高崇岳带队开赴洋村。西浪暖村地主蔡济获悉后,立即向国民党军丁綍庭部报告。8时许,丁部一个连包围了洋村,与游行队伍发生冲突。游行队伍为避免伤亡,全部撤至该村地主于香九的小楼内,与丁部对峙。为团结抗日,高世清下楼与丁部交涉,被丁部打成重伤。高福义向楼下观察情况时被丁部开枪打死。最后,丁部冲进小楼,绑架了全部游行人员,押赴育黎南西屋据点。5月9日,丁綍庭将共产党员高世清、高崇岳、于文礼杀害。虽然这次声势较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国民党丁綍庭部的镇压,但在广大民众心中点燃的抗日烈火已熊熊燃起。广大民众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抗日主张,了解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更加认清了国民党投降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罪恶本质,坚决“不当亡国奴”,与投降派斗争,积极抗日成为广大民众的心声和行动。

发生在崖子三乡农民进行的抗丁斗争,就是在党的宣传影响下,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奋力抗争取得胜利的。1938年威震胶东的雷神庙战斗后,胶东特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驻防崖子,地方工作也全面展开,贴标语,发传单,演活报剧,登台演讲,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民族仇恨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农民放下农具,成队地报名参军抗日,教师把抗日宣传单当成活页教材,发动学生在街头、在家中教唱抗日歌曲,到处是嘹亮的抗日歌声,国民党军政人员撤退时造成的“恐日病”和失败情绪一扫而光。广大民众不甘心再受奴役、当亡国奴。在“三军”离开崖子西去时,国民党顽军苗占魁部乘虚而入,苗匪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共产党作对,在凤凰崖、埠西头、崖河三乡四处发布告示,强令各乡按户抽丁,强迫拉夫当兵。此时,已觉悟了的崖子三乡广大农民,奋力起来进行斗争,利用“鸡毛信”的形式,进行秘密发动,坚决不当国民党兵,不当不抗日的罪人。在“鸡毛信”秘密联络下,崖子三乡3000多农民集合起队伍,摆开阵势,与苗占魁部斗争,终使苗匪征丁计划落空,夺得了抗丁斗争的胜利。

为扩大党的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共产党员孙传祝组织进步教师在白沙滩集日演出宣传抗日的小型话剧,为境内演出话剧之始。1939年3月,中共海阳县委成立了青年救国剧团,孙传祝任团长,在白沙滩一带20多个村庄进行抗战宣传,随后,牟平青年话剧团也在大崮头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中共牟海工委、牟海(乳山)县委,充分发挥各抗日群团组织的作用,大力开展抗战宣传。农救会办农民夜校,妇救会办妇女识字班,青救会组织文艺演出活动,儿童团组织用识字牌、演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提高群众觉悟,让群众了解全国抗日形势,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宣传文化工作者和教师学生,自编、自演、自唱文艺节目和歌曲,宣传抗战。当时在华东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的《儿童团团歌》,就是牟海境内中共宣传工作者左平创作的。为进一步宣传抗日,1940年,孙传祝首次将无声电影引入境内,在一些较大的村庄进行放映,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有关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强大的抗日宣传阵势,鼓舞了民众,为夺取抗战胜利给予了巨大的舆论支持。

 

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牟海县委建立后,正值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要广泛团结各方面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要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按照“三三制”的要求,1941年3月7日,牟海县委在徐家村村召开了有共产党、群众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共121人参加的会议,成立牟海县参议会,同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牟海行署。其中早期国民党员、著名农民运动组织者于寿堂先生被选为参议会驻会委员,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当时我党考虑对外用什么名称工作,这个名称必须有利于抗战,必须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而不能刺激国民党,不能挫伤杂牌军的抗日积极性,故牟海县委对外称“抗日救国后方援助会”。这个名称带有浓厚的统一战线色彩,除投降派外,其他各方都不会提出异议。同时政权机构不叫县政府而叫行政公署,这与国民党设在这个地区的政权形式不相抵触、不相排斥。

中共牟海县委还按照“指示”要求,组织动员社会各界一起抗战,先后成立了工、农、商、青、妇等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认真做好“争取中间力量”,“争取绅士名流学者”,“争取富农、中等资产阶级、中等商人”共同抗战的工作。是年10月,县委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专司统战工作。中共牟海县委还结合斗争形势,专门发出“加强统战工作,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信”,瓦解伪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投降派。1942年5月12日,秦毓堂部有12个士兵,在我党政策感召下,携带武器投诚,受到牟海行署通令嘉奖。1944年冬,县委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进行时局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伪军家属规劝亲人反正,杀敌立功,开展政治攻势,收到良好效果,不少伪军在亲人劝说下,弃暗投明,或弃枪回家务农。

“打倒秦王赵,扶持丁安苗”,是抗战初期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牟海边区的体现。投降派秦毓堂部1939年属鲁苏战区游击第七纵队(原番号国民党山东保安第26旅),共2000余人,于腾甲庄、驾马沟一带驻扎。从抗日战争开始即与日寇勾结,积极反共,多次与日寇狼狈为奸共同进攻抗日根据地,屠杀人民群众,制造过骇人听闻的邢家事件、井子事件、十字街事件,参与制造马石山惨案,对这样一个认贼作父的顽固投降派只有坚决消灭,所以我八路军一举攻克了秦部据守的腾甲庄,歼其大部。王兴仁、赵廷璧也积极勾结日本,大肆反共,均受到我军的严厉惩罚。

丁綍庭,又名丁九龄,1920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科,同年投东北军,先后任连长、上校参谋处长、自卫团长等职,曾任哈尔滨警察学校庶务主任,1930年投宁夏马洪奎部任旅长,是年调北平任国民党第9军团41军117师师长,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参议。抗战爆发后被解职返回家乡,后招兵买马,1938年拉起七八十人的队伍,自任司令,号称“军委别动总队第四十六游击支队”。不久队伍扩至千人,驻育黎一带。1940年3月19日,驻牟平城日、伪军200余人乘10辆汽车南下“扫荡”抢粮。为抵制日军占领地盘,丁綍庭获悉后,遂联络安廷庚、苗占魁部在社庄埋伏合击敌人。丁安排安、苗二部截断日、伪军归路,自己亲率军迎敌,该次战斗歼灭敌人十余名,日、伪军狼狈逃窜。其后丁綍庭部又在冯家、金牛山一带与来犯日军战斗,歼敌多名,使日军在冯家设据点及下乡抢粮的阴谋落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丁、安、苗各部抗日信心,瓦解其他投降派,我党适时提出了“打倒秦王赵,扶持丁安苗”的口号。但是丁綍庭、安廷赓、苗占魁反共本质难改,1941年春参加“抗八联军”,公开与八路军为敌,变成投降派③,多次杀害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同样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不断,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土地,求得生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打土豪,分田地”已不符合统一战线要求,但也决不能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就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疾苦。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时调整农村政策,在农村实施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政策的内容是: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损失不大,与共产党形不成对立关系,大多能站到抗日一边;农民必须交租交息,但比原租息低,减轻了农民对土地的负担,因此,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抗日的主体。减租减息政策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1942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牟海县委把开展这项运动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来抓,由于实行减租减息和提高雇工待遇,减轻了农民的地租与借贷利息的负担,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踊跃参军参战支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牟海县委在斗争中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高举抗日大旗,有力地调动了各阶级、阶层、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与社会团体的抗日积极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发展壮大的抗日武装及群众组织

 

一、  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天福山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按照胶东特委“扩人、扩枪、扩大宣传,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的指示,牟海临时工委书记宋竹庭等人经过调查筹划,将夺枪目标锁定在育黎乡校。育黎乡校远离县城,地处牟平县西南部,时值春节,大部分人员回家过节,留下驻守的士兵很少。另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与乡校我地下工作者贺致平(在乡校当师爷)取得了联系,贺可作内应配合行动。

1938年2月6日,胶东特委派王亮、柏喜宾至北江村找到宋竹庭,就夺枪的具体步骤做了进一步认真的研究。2月7日夜10时许,王亮、宋竹庭、柏喜宾、宋桂平、宋书贵、宋瑞友、高嵩、贺致平一行8人组成精干小分队,直奔育黎乡校。贺致平上前叫门,站岗的哨兵听出是师爷的声音,赶快把门打开。王亮等7人一拥而入,用枪口对准正在打牌、玩耍的乡校队员,未放一枪,仅用十几分钟时间,便缴获长短枪30余支,自行车6辆,弹药、被服等物资一宗,并当场吸收5名乡校队员参加八路军。随后,这支13人的队伍,满载缴获的武器和物资连夜东进,次日下午到达文登县崔家口三军总部,与在那里已集结的起义群众汇合,成立了三军五大队,王亮任大队长,宋竹庭任政委。五大队以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61团一个营的主力。育黎乡校夺枪,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壮大了党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对胶东进行拉网“扫荡”,国民党官兵闻风弃枪而逃。中共东海特委向所辖各县发出了“利用日寇扫荡,国民党军队弃枪逃跑这一时机,组织人员起枪拉队伍”的指示。2月17日,中共海阳县委宣传部长孙传祝及侯岳西、李森等人抓获了国民党三区区长王济占的一个中队长,经供认,孙传祝等人在小单家村一座空墓中挖出王济占部藏匿的52支枪,继而又在另处搜到王部藏匿的大刀、手榴弹、子弹、服装等物资。3月10日,海阳县委组织160多人,利用起出的武器,在堕崮山举行武装起义,组成五区队。3月15日,起义队伍由纪铁生、邢光率领开赴文登县的昆嵛山一带,同东海军分区司令部取得联系后,与牟平县成立的第四区队合编为八路军东海第九大队,在文(登)牟(平)海(阳)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组织

 

中共牟海县委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组织。1941年3月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牟海县大队,行署主任滕民生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孔广弘兼任教导员。县大队辖便衣队16人、除奸武装队83人、警卫队36人,配有步枪、短枪、手榴弹等武器。所辖7个区中有5个区建立区中队(一、二区未建)。1942年春,牟海县辖13个区,至9月,各区相继建立区中队。各区中队多者40人,少者10人,全县计280人。

在抗战中,群众性抗日组织不断壮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41年11月,根据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颁发的《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之规定,各村在原抗日游击小组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的基础上,普遍建立“抗日自卫团”,并在抗日自卫团中挑选骨干组成“基干团”(武装民兵)。抗日自卫团的编制为:村设小队、分队,邻近几村合编为一个中队,乡建大队,区建总队。基干团设班、排、连、营。1941年底统计,全县自卫团员36080人,其中女性14630人。基干团员5673人,游击小组人员1450人。为加强对自卫团的领导,牟海县委成立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辖县大队和各区武委会。抗日自卫团之总队和基干团之营直属县武委会领导。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共有普通自卫队员137625人,其中女性86258人;基干民兵18529人,共建自卫团48个营、144个连。

抗日战争初期,境内民兵武器十分低劣,除少数民兵村团长配备土制钢枪“单打一”外,民兵均使用大刀、长矛、土枪和土炮等,地雷、手榴弹为当时境内民兵的重要武器。1941年后,由于境内民兵在战斗中缴获、群众捐献购买及政府和部队下发、奖励,各种武器数量不断增加,尤其以步枪增加为多。

  1943年2月,牟海县大队改编为牟海县独立营,龙飞任营长,县委书记孙加诺兼任政委,下属3个连,共300余人。1944年,东海军分区海防大队驻境内的两个连编入牟海县独立营,计400余人。1945年1月,牟海县独立营改称乳山县独立营。

  在党的领导下,牟海境内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一天天壮大,在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参加解放南黄、胡八庄、午极、崖子、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战斗中,打出了气势。万户村民兵姜东官在反“扫荡”中,一枪击毙日军军官,战后被八路军胶东军区授予“神枪手”称号,并获奖钢枪一支。1942年11月,日、伪军对解放区实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将数千名群众包围在马石山区。牟海境内地方武装迅速组织民兵,与日、伪军战斗,掩护群众突围,事后,台上村民兵队长栾中孔、草庵村民兵分队长张启生和哨里村民兵王永双被胶东军区授予“民兵模范”称号。

 

三、境内八路军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牟海边区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当时活动在牟海边区的八路军队伍主要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1938年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及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等部队。他们先后在瑞木山、花家疃、凤凰崖一带驻过防,在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以狠狠打击。1940年12月14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和五旅十四团攻克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二团驻南黄和南黄北塂之据点,歼敌400余人。1941年2月16日,八路军东海独立团、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及五支队二团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以胡八庄为中心的马家庄、上草埠、下草埠、峒岭、黄疃、南北山等7个据点,歼敌500余人。1941年3月21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攻克驻午极的国民党投降派安廷赓部据点,歼敌300余人。1941年3月2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一团攻克驻崖子及哨里之国民党投降派苗占魁部据点,歼敌500余人,司令苗占魁、副司令孙海滨被擒。1942年4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六连三排28名同志,为掩护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与日、伪军1000余人在双山进行殊死战斗,26人壮烈牺牲。1942年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二营与团直属特务连一加强排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十四支队驻海阳所据点,歼敌400余人。1942年7月1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一部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黄村据点,歼敌400余人。

同时,境内还有许世友领导的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与国民党投降派和日寇进行战斗。1941年7月3日拂晓,70余名日、伪军由水道据点窜至花家疃一带村庄抢粮,被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三营、二营击退,毙敌5人,俘虏日军士兵1人,残敌逃回水道据点。1943年1月19日凌晨,驻水道据点日、伪军100余人窜至河南村村捉人抢粮,被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二营五连拦截,毙伤日、伪军各1人,被捉群众及被抢牲畜、粮食等全部夺回,敌人夺路经西庄逃回水道据点。1943年2月7日拂晓,水道据点300余名日、伪军偷袭驻巫山村之牟海县独立营一连,一连迅速撤至村外反击,毙伤敌人多人。1942年9月9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一、二营配合胶东军区十七团攻克国民党反动武装在牟海县的最后一个据点——腾甲庄,共歼敌2000余人。

胶东兵工厂是八路军在境内的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1938年2月13日雷神庙战斗后,“三军”到崖子一带休整,总部也设在崖子村。军队要打仗,必须要有军械修理。于是,成立了“三军”修械所,王政安任所长,技术工人有:王凤祥、孔宪义、张永德、于云日、谷卫国、姜应声、宫怀锡等,整个修械所有二十几个人,设备是“一肩挑”。1938年秋,“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40年秋,五支队改编为五旅,与此同时,以苏鲁豫皖第三军区机关所属地方基干武装为基础,重新组建起五支队,辖一、二、三团和东海、西海、北海区武装部队。他们除了直接对日作战外,还继续开展讨顽、反投降斗争。从此,胶东兵工厂不断发展,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诞生了5个,其中在牟海境内活动过的有第一兵工厂、第三兵工厂、第五兵工厂(1941年12月合并于第一兵工厂,1945年初重设)。这些兵工厂随敌情变化经常转移,第一兵工厂先后在崖子、马石店、下沙家、东凤凰崖、上沙家、西凤凰崖、河北、岛子、大院、绕涧、卧龙、马台石、胡家口等村驻过;第三兵工厂先后在高家台、万家、棘子园、吕格庄、马家庄、王疃、外庄、塂南头、马家泊子、石灰刘家、下草埠等村驻过;第五兵工厂先后在凤凰崖、南地口、蓬家夼、大院、胡家口、绕涧等村驻过。

从1938年成立修械所,尔后相继成立兵工厂,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胶东兵工厂牢记责任,不辱使命,积极为抗战胜利提供军工保障。“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一边坚持兵工生产,一边与日、伪军进行斗争。1941年至1943年,兵工厂多次遭受日军的袭击,敌人来了就疏散,敌人走了就生产,有时敌人在山下“扫荡”,工人在山上坚持生产。有的工人在“扫荡”中被敌人俘虏,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全体兵工职工勇于吃苦,积极探索,他们研制的各种口径枪、炮,各种规格的子弹、地雷、手榴弹,满足了前线的需要,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多次受到上级通令表彰。第五兵工厂技师陈惠人自造土铣床、钻床,试制出第一挺轻机枪。1942年,胶东兵工厂可月产轻机枪10至18挺。至1943年,胶东八路军部队每个排可配备1至2挺轻机枪。也有不少工人在军工生产研制中,因事故爆炸牺牲和负伤。全体兵工职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驻地群众搞好团结,搞好宣传,帮助房东、烈军属、孤寡老人挑水、扫院子、喂牲畜、照料孩子。农忙时,帮助群众种地、锄草、收割庄稼;农闲时,帮助群众办识字班,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节日里,同群众一起编排和演出文娱节目,敲锣打鼓,扭秧歌,演节目,军民联欢,共同庆贺;群众生病了,兵工厂卫生室医务人员深入户下,为群众看病治病。兵工职工把群众看成亲人,群众心中装着兵工厂。抗战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生产原料紧缺,驻地群众为支持兵工生产,造出枪、炮、弹药支援前线,自动搜集旧铁废铜送到工厂,许多人还把自己的铁锅、犁耙、供器、铜银元、箱子和柜子上的饰件,以及妇女心爱的首饰、小孩的“长命锁”都献了出来,充分显示了军民同心抗日的鱼水深情,体现了人民对自己军队的热爱,而这种爱正是夺取抗战胜利之本。

 胶东兵工厂在乳山境内驻防留下很好口碑。全体兵工职工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功臣,历史将永记不忘。

 

回忆资料: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我们家乡

吴志芳

 

1938年2月,日寇相继侵占了我烟台市和牟平县城,那些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政府官员,跑的跑,溜的溜,有些民族败类投靠鬼子当了汉奸。老百姓个个脸上愁云密布,惟恐有一天沦为亡国奴。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1938年4月下旬,一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进驻在以马石店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庄。这支军队有500多人,其中有少数女兵,还有一些穿灰制服的小兵,叫青年抗日先锋队。有的背长枪,有的背短枪,还有不少人只背一口铮亮的大砍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他们到村里住下,就分散到各家各户和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干活,和群众一起拉家常,问寒问暖。见了年长的叫大爷大娘,见了年轻的叫同志,见了小孩叫小弟弟小妹妹,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这是谁的军队呢?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这是不久前攻打牟平县城,杀死很多鬼子,威震胶东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在文登天福山起义的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老百姓从这支部队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消除了愁云,露出了笑容。

这支队伍除了学军事、学政治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次他们组织成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队到我们村(马石店东南果子)宣传抗日。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站在宣传队的周围观看演出。首先出场是个女兵,在锣鼓的伴奏下,边表演边唱。我还记得开头两段是这样唱的: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抗日第三军来到了咱牟平县,为救国把耍办,朝着大家作宣传,诸位大哥,诸位大嫂,千万别笑咱,咱们都是中国人,救国要尽心。”

“日本鬼子凶似狼,侵占了咱东三省,还要把中国亡,芦沟桥呈凶狂,全面向中国开了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胞们遭殃,有志的中国人要奋起抵抗。”

当这位女兵唱到这里的时候,群众情绪愤慨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收复失地”“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此落彼起,震撼了整个山村。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两个女兵到我们村小学宣传抗日(当时我正在小学读书),看样子二十岁左右,脚穿猪皮底布鞋,打着绑腿,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手枪,显得格外威武勇俊,其中一位姓倪,说他哥哥倪夕源也在这支部队中工作。她们讲完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就给我们唱抗日救国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唱到“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一句时,竟泣不成声唱不下去了。最后两个女兵说:“小朋友,今天下午在马石店村南河杀汉奸,你们去看吧”。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汉奸”这个名词,不约而同地问道:“汉奸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位女兵回答说“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帮助敌人干坏事的人,就叫汉奸,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下午老师带我们到马石店南河,那两个女兵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河北岸一块地势较高并且有树荫凉的地方,叫我们坐下等着。经过大约一个小时,整齐的队伍成两列纵队,押着两个汉奸从村里开了出来。两个汉奸看样子有三十多岁,头戴礼帽,身着扫脚面长衫,被五花大绑着。每个汉奸的背后有一位身材魁梧的战士,左手拿着拴汉奸的绳子,右手抱着明晃晃的大砍刀。队伍开到河岸停下,一位领导干部站在河堤上向来观看杀汉奸的乡亲们宣布了汉奸的罪行。原来这两个汉奸是接受侵占烟台的鬼子的派遣,下来刺探我军情报而被捕的。那位领导宣布完了汉奸的罪行,下令杀汉奸,两个站在汉奸背后的战士,立即把汉奸带到河南岸山脚下一个臭水湾的东岸,令汉奸面朝西跪下,只见两口砍刀在阳光下一闪,两个汉奸的头就骨碌碌滚到臭水湾里去了。杀的是那样利落,动作是那样迅速,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叫好。此后,各村在三军的帮助指导下,都建立了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以防汉奸的混入。

193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三军的同志到各村归还借用群众的东西,走访群众征求意见,检查纪律,告诉群众下午三军将要离开这里。消息传开,老百姓都感到震惊,各村急忙派代表到马石店村三军总部挽留三军长期住下去。经三军首长的解释,才知道这是上级的命令,为发展壮大抗日队伍,三军必须暂时离开这里,到上级指定的地方去。下午三军的队伍从马石店村整装出发,各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到大道旁为自己的队伍送行。人们把做好的军鞋、煮好的鸡蛋、烙好的油饼塞进干部战士的口袋里,流着惜别的眼泪祝愿自己的队伍一路平安,早日归来。“乡亲们不要难过,我们只是暂时离开这里,很快就会回来的”。干部战士一边说着,一边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送行的人群和向前开进的队伍频频相互招手致意,“再见……再见……”。自己的队伍走了,而且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队伍了,人们才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大道,回到自己的村庄。

第三军走了不久,土顽苗占魁的队伍来了,番号叫保安第六旅。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老百姓要这要那,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人们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天天盼望着自己的队伍归来。1941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3月22日我八路军五支队攻克崖子,活抓苗占魁,消灭了其所属部队,解放了广大地区,马石店周围村庄的人民重新见到了太阳。

(作者曾任乳山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四、抗日群团组织

 

创建抗日群团组织,是上级党的要求,是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1941年5月18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创建各救会工作指示”,随后,胶东区召开大会,成立胶东区各界抗日救国总会,按上级党组织的部署要求,胶东区各地、县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牟海县先后成立了牟海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各救会)、牟海县职工抗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牟海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牟海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还有儿童抗日救国团、商人抗日救国会和盲艺人抗日救国会等。1945年1月,牟海县改称乳山县,以上各群团组织也随之改称。

牟海(乳山)县各界抗日救国会  1941年5月成立,其工作纲领和宗旨是:一、在中共牟海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二、组织指导全县其它各界抗日群团组织开展活动;三、坚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政治路线;四、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投降派,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五、积极参战,积极开展民主运动,积极参政,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奋斗。李维夫、刘炳晨、宋星路、孙明先后任会长。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各群众团体组织共有成员209196人,占总人口的53%。

牟海(乳山)县职工抗日救国会  1941年8月成立,梁木任会长。翌年冬,工厂和区村基层职救会组织普遍成立。职救会成立宣言主题是:“有组织才有力量”“工人阶级是富于团结性的”“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职救会的工作纲领和宗旨是:一、坚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政治路线,反对投降分子、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力量,团结进步力量,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武装,积极参战,开展民主运动,实行参政,为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而斗争;二、不断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组织,让每一个角落都有职工会组织,不使一个抗战的工人站在组织之外,使职救会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有力组织,成为铁的队伍;三、加强工人阶级的教育,消除工人阶级中的文盲,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政治水平,真正做到“工农知识化”;四、努力生产,改善工人生活,规定最低限度工资,救济失业工人,实行保护童工、女工办法,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抗战热情,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雄伟力量;五、全体工人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战胜利担负起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职救会组织成立后,在中共牟海县委和牟海县各救会领导和指导下,团结广大职工、雇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等斗争。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职救会会员14713名(包括农村雇工)。

牟海(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  1940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专门做出《山东的农民工作》指示,“指示”中指出,要夺取抗战胜利,必须组织起农民的力量“参战”“参政”“开展生产运动”。“只有加强对农民的领导,才能使其他群众团体推动起来”。由此,要求各地党组织,要领导创建好农救会工作。1941年8月,牟海县农救会成立,王志甫任会长。其工作纲领和宗旨是:第一,教育和引导农民认识到,只有参加斗争和抗日才能得到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要认识到人民的救星是先进的政党和进步的军队——共产党、八路军,农民今后将不为任何力量所屈服。第二,要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多生产粮食支援抗战。第三,要积极参加抗战,积极与投降派进行斗争。第四,要积极参政,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在牟海县农救会成立后,各区、村农救会也相继成立。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农救会员发展到50122名。抗日战争时期,县农救会在中共牟海县委和牟海县各救会领导和指导下,带领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的斗争。

牟海(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  1941年3月成立,林斌任会长。下设区、村青救会,农村男性青年大多入会。青救会“以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战,促成青年团结统一,领导青年学习与教育,谋得青年之切身福利,争取抗战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宗旨”,凡16岁以上23岁以下之男女青年,都可自愿参加。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青救会员17207名。县青救会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各区青救会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积极配合区武委会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牟海(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  1938年3月,在凤凰崖村建立了牟海境内第一个妇女抗日救国会,为胶东地区最早的妇救会组织。1941年4月,牟海县妇女代表会召开,牟海县妇救会成立,丛理明任会长。妇救会的宗旨是: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改善妇女生活,谋得妇女解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凡年龄在15岁以上的妇女,都可自愿参加妇救会。1942年,全县各区、村普遍建立妇救会组织,妇救会内设青年妇女队(简称青妇队),为妇救会之骨干。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妇救会员64097名。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发动妇女送子、送郎参军;组织妇女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前线。全县妇女共为军需纺纱150万斤,织布24万匹。广大妇女还组织开展学文化活动,开展生产运动,积极为抗战作贡献。

儿童抗日救国团  1942年,牟海县各村普遍建立儿童抗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受青救会和学校双重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捉汉奸,传递信件,并开展拥军优属和教家庭妇女识字的“小先生”活动等,为抗日救国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儿童团员49314名。

商人抗日救国会  1942年2月,牟海县商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商救会)成立,隶属于牟海县各救会。商救会的工作宗旨是,积极调剂组织物资支援抗战。是年6月,商救会会长潘秋圃被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杀害,商救会组织活动中断。1945年重建乳山县商救会,办事机构由4人组成。随后各区商救会相继成立。商救会为抗战期间采购物资,保障供给,调解商界纠纷,支援和服务抗战作出了贡献。

盲艺人抗日救国会  1941年3月,牟海县盲艺人抗日救国会成立。有盲艺人会员40余人,编唱文艺节目宣传抗战。

 

回忆资料:

抗战时期牟海(乳山)农村四大抗日组织

张甫武

 

职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简称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统称四大抗日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界群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爱国激情,领导建立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职、青、妇三会不限于农村,而这里要说的是农村四大抗日组织,所以,农村以外的情况不谈。

各个组织顾名思义,农救会是农民参加,妇救会是妇女参加,而职救会和青救会,就要做一些解释。在农村,职救会是由给财主当长工或终年外出打短工的农民组成,青救会是由男青年组成的,女青年参加妇救会。

各村成立四大组织的时间有早有晚,早、晚要看那里党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开展得早的,成立的就早,反之则晚。如东凤凰崖村是老抗日根据地,1938年就成立了妇救会,在全胶东也是最早的。就全县范围而言,1939年东海抗日根据地一开辟,四大组织也就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壮大而日益壮大。1941年牟海行署成立后不久,除国民党顽固部队盘踞的村镇外,都成立了四大组织;到1942年全境解放后,所有的村就都有四大组织了。

西北庄村靠近丁綍庭的黄村据点,是在1942年6月底丁匪逃离黄村后才解放的,所以四大抗日组织建立的也就晚。又因为群众平日里深受匪兵之苦,日本鬼子扫荡时又惨遭蹂躏,所以抗日积极性也就异常高涨。我在西北庄村担任过一年多的村农救会长,这从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除了父母年龄大了没有参加组织外,我兄弟五人都加入了农救会,其他人也都争先恐后的参加了相应的组织,而且个个在组织里是积极分子。

那时候,村里的党员还没有公开,四大组织都是由区上直接派人到村里选合适的人挑头建立起来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住在村西头的张振连(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我叫到他家里,向我介绍了当时牟海八区的农救会长姜云亭。姜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三年前,你帮党组织送情报,到丁匪的据点里贴标语,引起了丁匪注意,被迫离家外出打短工,这些情况,区上都了解。你是一个富有抗日精神的好同志。现在解放了,大伙要组织起来抗日,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挑头在村里组织职救会和农救会。”接着,姜同志又向我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村外的情况,鼓励我把工作做好。区领导对我这样信任,我禁不住热血沸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职救会和农救会组织起来。临分手,姜同志还告诉我,青救会和妇救会也要安排人负责成立,并征求了我的意见。

群众组织不是大杂烩,参加是要有条件的,姜同志给我说的条件是:积极抗日,服从分配,严守秘密,不拉山头。根据这些条件,我在村里先物色了骨干人物。村里当长工或长年打短工的除了我还有四人,都找上,又找上四五个有威信的贫苦农民,我们在一起商量。大伙一致赞成我当农救会长,说职救会的人少,会长也由我兼着。我那时年轻气盛,一门心思就想多工作,也就当仁不让了。就这样,我们村的职救会和农救会就算成立了。

公开那天,姜同志和区上的另外三个同志又来到我们村,要村长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集合到村公所门前,姜同志讲了四大组织的性质和入会条件,公布了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号召人们加入组织。话一讲完,四大组织的牌子一下子就都挂出来了。原来,青救会和妇救会也都暗地组织好了。这一公开,可热闹了,人们根据姜同志讲好的条件分头拥到自己组织的会长跟前要求入会。我们做得很认真,根据个人的要求,先入会的会员举手通过后才算被正式接纳成为会员。

四大组织都是抗日群众组织,不能各行各的事,各唱各的调,要有统一的指挥来协调彼此间的工作,于是职、农、青、妇就联合到一起组成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各救会。各个组织的会员既属于自己本组织的,又都是各救会的。各救会的会长,由区上提名、会员通过产生,一般都是村里组织的负责人,也有不是的。

当时,抗日的工作很多,各个抗日组织一成立,就分头投入自己担负的工作中。

职救会、农救会,就是要把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拧成一股绳,多打粮,支援抗日前线。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首要的是落实人民政府关于提高雇工待遇和减租减息的政策,我们决定就从“一提”“双减”做起。

消息一传开,会员的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当时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对雇工的、放债的、出租土地的,只要他不反对抗日,就不能强迫,而要进行说理斗争。因此,我们决定不急于行动,先学着八路军的法子,在大街小巷贴标语,大造舆论。同时,我们农救会的人在一起反复商量,把开会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分析,准备了对策。

开会的那一天,我们把村里4户雇工的、6户出租土地的、8户放高利贷的客客气气地请到会场。为了保证一定成功,我们请区上的同志也来参加坐镇。

先解决提高雇工待遇问题。我说:“我们了解过,一个雇工干一年,只能得到买250斤面的工钱,还养活不到一口家,太不合理了。工钱必须提高!”

雇主们不吱声,互相你瞧瞧我,我瞅瞅你,憋了好一阵子,有一个沉不住气了,嘟嘟囔囔地说:“工钱是早就讲好了的,现在又没多干活,为什么要增加工钱?”

这种说法是我们事先就预料到的,所以,他的话一落音,一位农救会的负责人就立刻顶上去:“你一家五口不劳动,却吃香的喝辣的,靠什么?靠的就是长工的劳动,这就说明长工的劳动不止值你给的那点钱。再说,给人家那么点钱,你让他家里的人喝西北风去抗日吗?”

那时,一提到抗日,谁也不敢公开反对,这位农救会负责人的几句话不多,却句句说在点子上,问的那个雇主脸跟着就红了起来,敏感的辩解说:“我可没反对抗日。”

会员们立刻七嘴八舌的质问他:“他家的人吃不饱饭怎么抗日?”“不提高工钱就等于反对抗日!”

那个雇主脸上的汗立刻就流下来了,站起身,转着圈作揖说:“乡里乡亲,大伙可是都清楚,我可从来都没和日本人沾过边啊!也从来没和顽固部队接过缘啊!”说着说着,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区干部跟前,声泪俱下:“政府可得给俺做主啊!”

大伙一看他说了熊话,就更来了精神头,责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增加工钱?”

他一听有了回头话,连忙借着梯子下台:“都怪我一时糊涂,都怪我一时糊涂!加!加!”

经过这一阵子,其他雇主也都表示愿意增加工钱,为抗日出力。根据提前商量的意见,我们提出工资加倍,每家再给雇工做双鞋。四位雇主谁也没有再讨价还价,都点头同意。

第一个回合如此漂亮,会员们个个情绪高涨,我同区上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不休息,赶紧趁热打铁——减租减息。

俗话说“打着骡子马惊”,那14个主儿目睹了刚才的阵势,心里溜明溜白的:顶不住,滑不掉,减也得减,不减也得减。当我把政府“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一交代,一个个都痛痛快快的表示照政府的政策办。有一个放债的还说本息都减半,我们当场就表扬了他,送他一个美名——“开明户”。

工作进行的意想不到的顺利,令人觉得兴犹未尽。我想,这与准备得充分是分不开的,但关键还是人民政府做靠山。

“一提”“双减”的胜利在村中引起了轰动,不亚于丁匪逃离黄村那阵子,我心里说“可好了”,这次却是亲身体验到“抱成团,当家做主人”的威力,人们个个喜形于色,扬眉吐气。职救会、农救会的会员们个个走在街上也抖起了精神,正是那个字眼——雄赳赳,气昂昂,大伙自愿自觉地掀起了一个“种好庄稼,支援前线”的生产热潮。

男人们的胜利自然也是妇女的胜利,青年小伙子的胜利。牵一发而动全身,妇救会、青救会的工作也都跟着红火起来。

说句公道话,要说工作忙,那时候妇救会的工作要算最忙得了,纺纱织布,做军鞋,缝军衣,绣制慰问袋,还要推磨轧碾备军粮。

记得那时候,部队被服厂有一个车间设在我们村,赶制棉军衣的时候厂里的同志用机器缝出里和表,絮棉花、上衣领、掏扣眼、钉扣子的零碎活全是妇救会组织村子里的妇女干。时间紧,任务重,一批活下来,往往一熬就是好几个通宵。赶做军鞋的时候,几乎是整天鞋底不离手,鞋底厚,麻线长,手掌被麻线砺出一道道血口子,也不肯停会儿手。

妇救会里有个青妇队,参加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工作起来最要强,青救会的人夜晚站岗,她们就白天站,那股子认真劲,就是个蚊子飞过,她们也要盯两眼。上前线送给养本来都是男人们的事,可她们硬是插上膀子和青救会员抢着干。

青年妇女要强,老年妇女也不示弱。村里有位快60岁的孤寡老人,大家都称她曾奶奶,也是样样工作不落后。那一年,她一个人就做了15双军鞋,缝了20套棉军衣。她家里好不容易藏下了几只老母鸡,下的蛋她一个也舍不得吃,队伍路过俺村,她煮了满满一锅,让青妇队员帮她挑着去慰问八路军。

我东邻居田大妈,两个儿子都在抗日前线牺牲了。我们去慰问她,她的眼睛都哭肿了,但手里还在做军鞋,她对我们轻声说:“儿子死了,我不能不伤心,可我明白,打鬼子就不能不死人。大伙不用为我担心,我能顶住。”说得我们都哭了,她倒安慰起我们来了。

现在有个说法,叫“妇女顶起半边天”,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故乡那阵子的妇救会,他们顶起的哪只半边天啊!我的母亲、嫂嫂和我的媳妇、侄女都是妇救会员,她们为抗日吃的苦、受的累,我心里有数。男人们除了站岗的,晚上多半能睡个囫囵觉,可她们几乎个个是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带灯熬夜。那阵子,粮食金贵,麦子磨成面支援前线,地瓜干、饼子留给男人吃,她们自己吃的只剩下稀汤寡水,加上渣、菜。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学着文化人来说两句——中国的妇女是伟大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尤其伟大!

说到这里,好像是农救会和妇救会把抗日工作都做完了,别着急,还有拼命流血的危险活哪——站岗放哨,反奸防特,参军扛枪上前线。这活不用说是非青救会莫属了。

青救会的人,一个个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中的骨干分子又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

俺村成立青救会的那年冬天,正好赶上鬼子拉网大“扫荡”。空舍清野,了解敌情,组织掩护村子里的男女老少转移,小伙子们可真发挥了作用。那时,村东村西的山头上都立着消息树,备有报警堆。白天有敌情就放倒消息树,树往哪边倒,就说明鬼子从哪个方向来;晚上有情况,就点燃报警堆的柴草,第一堆,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堆,指向鬼子来的方向。青救会在山头和村里都设岗,村里的岗一看见山头报警,就立即敲响铜锣,其他青救会员和村干部便闻风而动,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向安全地带转移。八路军被服厂的机器和物资,也都是青救会负责帮助疏散、掩护。

现在回想起那次反“扫荡”,要是没有青救会的小伙子联络组织,人们不辨东西南北地乱跑,不知要死多少人呢。

在村里的其它工作中,如开荒自救、出夫支前等方面,青救会的小伙子们也都样样是骨干。青救会还有个任务,就是负责组织儿童团,让少年儿童也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党就是这样,通过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这四大抗日组织,把农村抗日根据地的男女老少组织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的,从而使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参加的埋葬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

 

第三节  反投降斗争

 

一、国民党投降派不断制造反共事端

 

抗战时期,胶东有国民党的所谓24个“司令”④,这些由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兵痞、流氓、地主恶霸结伙组成的顽固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各霸一方,欺压百姓,搜刮民财,自称为其“司令”。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1941年春,驻牟海境内的秦毓堂、丁綍庭、苗占魁、安廷赓等部加入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组织的“抗八联军”,公开与八路军为敌。这帮投降派,不断制造反共事端,进攻人民抗日武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八路军家属及抗日群众。

是年春,丁綍庭部包围王母夼村,杀害村农救会长和妇救会长,抓走的16名群众也被酷刑致残。秦毓堂部包围井子村,将七区区长钟子东、各救会长崔杰和区警戒助理员耿心同3人逮捕,押至腾甲庄据点后杀害。6月17日,秦毓堂部突袭邢家村,逮捕了中共党员宋福春、姜月花及部分村民31人,宋福春、姜月花8人被杀害于腾甲庄。6月23日,丁綍庭部窜至由古村,纵火烧毁学校和乡公所,枪杀了中共党员郑明友,抓走村民30余人,抢劫粮食1万余斤。7月3日,丁綍庭匪军包围杨家屯,捕我7人,2人牺牲。7月15日,丁匪在焉家村、潘家村包围牟海“后援会”机关,我人员奋勇突围,安全转移,敌人抢走粮食1700余斤、钱千余元。

1942年1月17日,丁綍庭遣其十三支队长纪显帮率兵300余人包围大虎岚村,将中共抗日工作人员姜本正、刘玉华及该村村长孙玉亭、农救会长姜学新、青救会长于芹等57人逮捕后押至黄村据点。几日后,姜本正、刘玉华、孙玉亭等22人在黄村东南沟被活埋。3月15日21时许,秦毓堂部团长赵伯英率兵窜入夏村,将中共党员李庆新、宋廷泗、宋义贤、王明竹等7人逮捕,押至腾甲庄据点酷刑摧残,3月24日,李庆新等7人在夏村十字街惨遭丁部杀害。4月8日,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配合日军“扫荡”行至归仁村,杀害共产党员高希海和群众8人,放火烧毁房屋1800余间,拉走牲口180余头,抢走粮食、衣物等大批物资。6月23日,中共牟海县委宣传部长孙传祝和宣传干事潘中海(潘先云)在曲水村遭丁綍庭部便衣杀害。同月,牟海职工会长梁木(李欣华)和商救会长潘秋圃在夏村被秦匪便衣抓去腾甲庄据点活埋。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投降派在境内杀害我抗日军民380人,致残197人,强征(派)劳役763065个;抢征粮食2052万斤、款2525.5万元(北海币,下同)、柴草1958万斤;抢走大牲畜550头、猪羊2.08万头(只)、鸡鸭3.17万只,抢劫黄金116两、白银1.01万两、钢铁14.66万斤、布匹18.08万尺、食用油25.74万斤,抢劫其它物资折价29018.4万元;毁坏民房5114间、家具13.75万件、被服6.37万件、农具1.53万件、手工机器60台;抢走马车5辆、手推车165辆、自行车379辆、船9只;抢占土地841亩。国民党投降派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二、反击国民党投降派

 

针对国民党投降派对人民犯下的一桩桩血案,牟海县抗日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的力量,配合八路军,向国民党投降派进行了一次次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夺取了反投降斗争的一个个重大胜利。

南黄攻坚战  1940年12月1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和五旅十四团1000余人,兵分两路,乘夜包围了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二团驻南黄和南黄北塂之据点。夜11时许,总攻开始。左路攻打南黄北塂的部队,由西、北、东三面发起进攻,中心工事旋即被克,敌军营长在逃窜时被击毙,余者100余人全部被歼。攻打南黄之右路部队先从村西攻击, 敌军怕被分割,全部撤至村中间一条不足40米长的大街两侧工事中固守。主攻部队攻至丁字街时受阻,突击队员再次强攻亦未奏效。最后从村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终于突破防线。敌军团长梁文斌带10余名亲兵突围溃逃,余者不战自乱,只得缴械投降。12月14日晨,战斗结束,计歼秦部400余人,缴获机枪3挺、各种长短枪300余支。

胡八庄围歼战  1941年2月15日晚,八路军东海独立团、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及五支队二团共3000人,包围了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以胡八庄为中心的马家庄、上草埠、下草埠、峒岭、黄疃、南北山等7个据点。22时许,五支队二团一营主攻马家庄,二营主攻上草埠、下草埠,东海独立团主攻黄疃与峒岭,五旅十四团一营主攻南北山,二营和五支队二团三营及特务连主攻胡八庄。驻守在胡八庄中心据点的丁綍庭自恃围墙高厚,碉堡坚固,且周围有各据点为其支撑,南近腾甲庄秦毓堂部,北临午极安廷赓部与之呼应,负隅顽抗。23时许,战斗从7个主攻点全面打响。主攻胡八庄之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发起进攻,炸开围墙,冲入村内,后续部队向纵深突进。24时许,突击队在各种火力掩护下,摧垮了胡八庄北侧之碉堡,据点内立时大乱。丁綍庭见溃局已定,与10余名亲信弃部逃至南西屋据点。扼守南炮楼的丁部营长贺恒禄(又名贺老道)被生擒。拂晓,其它据点也相继被克。此战共歼丁部500余人,捣毁丁部兵工厂1座,缴获轻重机枪4挺、其它枪支1000余支。激战中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副政委蔡雍泉牺牲。

午极攻坚战  1941年3月20日16时,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一部,攻打驻午极的国民党投降派安廷赓部。八路军占领外围工事后,被敌军一挺机枪的猛烈火力所阻,突击队即刻迂回至围墙脚下,架成人梯,出其不意抓住正在射击的机枪,连人带枪拽下围墙。突击队员随之利用缴获之机枪向守军扫射,乘势攻入村庄,安部退缩于村西南角一大院中。次日黎明,因牟平县水道之日、伪军赶来增援,八路军撤出战斗,安之残部亦撤离午极。此战共歼安部3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炮2门、长短枪300余支。

崖子攻坚战  1941年3月20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一团将驻崖子及哨里之国民党投降派苗占魁部包围。21日凌晨2时战斗打响。哨里据点先克,敌军一个营大部被歼,少数撤回崖子。主攻崖子部队突破外围工事后,即组织突击队强攻。苗占魁忙集中收缩兵力,妄图反扑。八路军炸塌围墙,冲入村内,展开巷战。凌晨4时,苗见溃局已定,忙拼凑“敢死队”突围,突至村西洼地处再次被围。战斗至22日晨结束。全歼苗部500余人,司令苗占魁、副司令孙海滨被擒;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7挺、长短枪1000余支。当日下午,驻腾甲庄、海阳所等地的秦毓堂、匡玉洲、安廷赓各部赶来救援,亦被我军击退。

狼虎顶阻击战  1941年7月11日,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秦毓堂部派兵至大史家村,企图抢夺八路军刚转移到该村的粮食。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二营得报,速往阻击。双方在大史家村西狼虎顶遭遇,二营奋起击敌,共歼丁、秦部40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所存粮食完好无损。

海阳所攻坚战  1941年后,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连遭八路军重创。1942年4月7日,丁命十四支队匡玉洲部进驻海阳所,抢占地盘,继续与八路军对峙。4月19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二营与团直属特务连一加强排,趁匡部立足未稳,向海阳所发起进攻,牟海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埋伏于徐家塂村北土岭处,以防腾甲庄、黄村之敌增援。20日4时,战斗打响,八路军首先拔掉北石山公路两侧的两个碉堡,全歼守军两个排。匡部东、西、北三面外围防线也随之被突破。正面主攻部队炸垮石墙、土围迅速向纵深发展,与敌军展开巷战。当攻至中心碉堡时,主攻部队受阻,教导员胡平亲率爆破组以浸水棉被做防护,冲到中心碉堡前,将数枚手榴弹投入碉堡射击孔内将其炸毁。经6小时激战,攻克海阳所。除匡玉洲带10余名残兵逃窜外,其部400余人全被歼灭。共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300余支。

乳山寨伏击战  1942年6月16日,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教导营500余人驻小管村时,获悉驻海阳县留格庄秦毓堂部一个营要移驻腾甲庄,遂于拂晓前在敌必经之路的乳山寨村西南山设伏。上午10时许,战斗打响,十二区中队几个队员按战斗部署诱敌至西南山伏击圈内,教导营遂向敌人展开火力,秦部死伤严重,营长被俘。此战缴获敌机枪2挺、战马2匹及军用物资一宗。战后教导营受到胶东军区的嘉奖。

黄村围困战  1942年6月上旬,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包围了驻黄村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计1400余人)。丁部因粮断被困,趁小麦将熟之机,多次组织兵力窜出据点抢粮,屡遭八路军打击。麦收过后,据点内粮食愈加紧缺,丁部军心开始浮动。7月14日,围困部队抓住战机发起总攻,担任主攻的五支队二团首先拔掉敌军在大帝庙顶制高点的炮楼,又击溃由腾甲庄赶来增援的秦毓堂部之一营兵力。战斗持续至7月18日18时,丁命其副司令丛镜月率十三支队反扑,以吸引主攻部队兵力。20时,丁綍庭与匡玉洲率部1000余人,顺暗沟突围逃至秦毓堂部腾甲庄据点。次日凌晨,八路军攻克黄村,共歼敌400余人,捣毁丁部兵工厂1座。

反投降斗争极大地削弱了胶东反共投降派的军事力量,扩大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人民武装,有力地推动和发展了胶东人民的抗战斗争。

 

三、牟海县全境解放

 

牟海县境内国民党投降派受到全面重创以后,全县人民群情激昂,而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攻克境内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最后一个据点——腾甲庄的时机已成熟。牟海县委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了攻克腾甲庄据点的战斗。1942年7月初,命令各区建立粮食封锁线,封锁腾甲庄据点,先断敌人粮草。

7月下旬,八路军胶东主力部队向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发起进攻。为配合主力部队先克驻海阳县留格庄秦部三团据点,7月22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一、二营(计1000余人)围困驻腾甲庄秦部一团和由黄村逃至腾甲庄的丁綍庭部十三支队(共2000余人),以防其出兵增援留格庄之敌。

7月23日上午,东海独立团一营一连出敌不意,抢占了腾甲庄据点东南山头之卧龙塂高地,然后又攻下与卧龙塂高地相连的敌魁星楼观察哨,控制了制高点,完成了围困腾甲庄据点的整个战斗部署。腾甲庄据点工事坚固,围墙高厚,墙上嵌有明碉暗堡20余座,绕据点掘有深阔的“护城河”,河内埋地雷,河外置鹿砦,硬攻强打对我方不利。东海独立团便采用了边围困、边扰敌等战术,每晚遣小股部队朝据点内打枪、扔手榴弹,使敌军既摸不清围困部队的兵力,又整天处于紧张状态。十几天后,敌军逐渐麻痹,独立团二营几个战士趁黑夜敌兵困睡之机,潜入据点西北角碉堡,未费一枪一弹,即俘敌一个连。驻村北丁部十三支队见状,慌忙弃阵地后撤,二营乘胜向南推进,遭到据点围墙工事内敌军的疯狂阻击。东海独立团遂改变战术,以挖地道、土坦克(把桌子腿截半,桌面上用浸湿的棉被蒙上,掩护战士在下面向敌进攻)等办法,先后拔掉了敌军几个重要工事,又对其施行政治攻势,致使敌军人心浮动。

8月3日,留格庄秦部三团被歼,胶东军区十七团经过30余天休整后,派两个营赶至腾甲庄增援东海独立团。9月7日,十七团遣精锐部队与工兵,配合东海独立团将秦部据点的外围工事全部扫清。9月8日21时总攻开始,突击队出其不意,首先在据点东南打开缺口,秦部一团团长王培江忙调“敢死队”拼死堵击。攻击部队受阻,遂重新调整战斗部署,部分兵力在缺口处佯攻,另一部分在炮火掩护下,作正面主攻。主、佯攻部队互相配合,越过围墙,冲入据点,两面夹击,很快将敌军“敢死队”击溃。敌军见大势已去,丁部十三支队200余人忙突围向牟平县水道日军据点逃窜,王培江亦带残部100余人从暗道潜出据点,逃往海阳。9月9日拂晓战斗结束,此战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捣毁秦部兵工厂1座。

腾甲庄据点的攻克,标志着牟海县全境解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搞好抗日根据地建设,积极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不懈努力。

 

回忆资料:

攻克腾甲庄

郑珊 

 

腾甲庄战斗,是继胶东八路军取得五个月反投降斗争胜利后,在东海地区进行的一次围困攻坚战。腾甲庄战斗的胜利,标志牟海县全境的解放。这次战斗前后历时49天。在这49个日日夜夜里,我军采取了迷敌战、地道战、攻坚战、攻心战等办法将敌人困得粮尽弹绝、军心瓦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共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战前情况

20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战争打响以后,胶东各县市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弃城而逃,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失望、忧虑。1937年12月24日,我胶东党组织——中共胶东特委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发动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1938年1~3月,又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抗日的烽火象春雷震撼大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起抗日的武装。与此同时,散布在各地的国民党散兵、地主、恶霸、汉奸、土匪也拉起队伍来。一时间,在胶东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20多个“司令”,当时盘踞在牟海境内的就有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五纵队”(原番号为军委别总第46游击支队)司令丁綍庭、“苏鲁战区游击第七纵队” 司令秦毓堂等5个。他们互相勾结,打着抗日的招牌,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

1941春天,赵保原又纠集了胶东所有的投降派,重新组织“抗八联军”共1.2万人,准备向我昆嵛山区抗日根据地进攻。我胶东八路军为了争取主动,集中兵力进行反击,先后歼灭了盘踞在牙山的蔡晋康和观水的陈煜大部,全歼驻崖子的苗占魁部。接着南下海阳、莱阳,攻克了海阳郭城,又取得了榆山会战的胜利。以后又攻克了北起发城,南至万第的五十里堡垒长蛇阵,取得了五个月反投降战役的胜利。在反投降战役初期,丁綍庭在胡八庄的据点被拔掉,而后又于1942年4月,将其在海阳所的据点拔掉,丁綍庭便躲进黄村的据点里苟延残喘,并与日军勾结。秦毓堂的一团团长王培江,龟缩在腾甲庄的据点里。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打敌主力,就将其暂时搁置。

丁綍庭逃到黄村后,即被我东海军分区部队包围。一个多月后,丁部食无粮,枪无弹,曾多次组织队伍外出抢粮,屡遭我军打击,军心日见浮动,丁匪整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只把希望寄于日、伪军的“扫荡”。

1942年6月某日,从烟台出发“扫荡”的日、伪军,路经水道直奔黄村而来。我胶东军分区采取了“你到我家里,我到你家去”的方针,进行了反“扫荡”。部队开到牟平、文登、威海交界处的敌占区活动,扰袭了敌人在汪疃集的据点,迫使敌人抽回兵力,打乱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丁匪趁我军反“扫荡”撤除包围之机,便于1942年7月18日,弃黄村据点,带着一千多残兵败将和一批家属逃到腾甲庄秦毓堂的据点。

腾甲庄驻扎着秦部的一个团,加上一个特务营,由团长王培江指挥,共聚匪兵两千余人。

丁綍庭窜到腾甲庄之后,便把队伍交给了十三支队队长季显邦,自己带着一个中队的人马去莱阳万第,投靠了国民党驻胶东的军事总头子陆军暂编十二师师长兼十三区保安司令赵保原。

二、敌我态势

腾甲庄南宽北窄,恰似一把菜刀,横放在青威路中间,刀把在北;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2000米。全村有174户,其中地主42户,富农6户,是个有粮有钱的地方。

这里是王培江多年苦心经营的据点,村的周围房连着墙,墙接着房,四周垒起了高高的围墙,墙上嵌着大小26个碉堡,村东南角的围墙外又修筑了一个三丈二尺高的方型大碉堡,在围墙外挖了一条环绕村庄的护村河,并在河里埋设了地雷,外层又设置了一道鹿砦。

这些匪兵反共反人民是一致的,但其内部是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丁部来到腾甲庄后,王培江就存有戒心,把村北的“刀把”划给丁部驻扎。丁部和秦部的结合处由一条围墙隔开,中间筑了一个大碉堡。丁部把原来的围墙又加固加厚了一米多,在围墙的北面又修筑了一个两丈五尺高的碉堡。整个腾甲庄被丁、王重新修整加固后,围得象铁桶一般。王培江觉得还是不安全,又在村南不远的魁星楼小山包上修筑了一个观察点,日夜观察我军的行动。

我东海军分区的部队反“扫荡”回来后,按照胶东军区的指示,于7月22日包围了腾甲庄。包围腾甲庄的首要任务是牵制住腾甲庄之敌,配合主力部队拔掉秦毓堂在留格庄的据点,防止腾甲庄之敌去增援。

7月23日上午,一营一连首先占领了卧龙塂高地,然后拿下敌人在魁星楼高地的观察哨,除掉了敌之耳目。卧龙塂高地与魁星楼高地之间,有一条流水沟相连。一连战士利用流水沟作隐藏,迂回至魁星楼高地,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观察哨里一个班的匪兵。王培江见观察哨被我军占领,企图强行夺回。12时左右,敌人出动了三四百人,在碉堡里的机枪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魁星楼高地猛扑过来。在一连阵地上,我亲自指挥,当敌人靠近阵地时,我方火力一齐射击,顿时间敌群中烟尘翻滚,弹片横飞,敌人滚的滚,爬的爬,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一连副连长孙兆路同志腿部受伤。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30多个。

战斗结束后,军分区司令员李发同志来到阵地,他拿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敌人的布防情况。认为腾甲庄敌人的工事虽然很坚固,但是它有两个弱点:一是战斗力较差,刚才一仗,三四百匪兵在碉堡上的火力掩护之下却不堪一击。二是工事修筑布局不合理,修在围墙外的两个大碉堡就是敌人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占领了它,就能控制敌人围墙上的火力。再加上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贪生怕死,有很多人是被强行抓丁去的。因此,拔掉腾甲庄据点是不成问题的。

虽然胶东军区并没有给东海军分区下达攻克腾甲庄的命令,因军分区初建,只有两个营共一千余人,不到敌人兵力的一半,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李发司令员已经胸有成竹,决定在困敌于腾甲庄,截敌增援留格庄的同时,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争取早日攻克腾甲庄。根据李司令员的安排,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部队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第一,一营一连从魁星楼下去,设法拿下东南角的大碉堡,为主攻准备条件,二连到村东北面包围,三连包围村西,防止敌人向西逃窜增援留格庄;第二,二营到村北,设法拿下北头的大碉堡,用火力控制丁部的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南推进,扩大战果。在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下,主动地采取各种方法迷惑敌人,让其弄不清外围的情况,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第三,要在指挥上大胆创新,不要受陈规戒律的约束,创造一个出色的指挥艺术。就是不下硬命令,不指定某营某连于某日某时要打下某一地方,而是下了个软命令,只指定打击目标,不定时间、不定方法。强调发挥指战员的积极主动精神,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时间、打法由各营自定。

三、战斗经过

部队按照会议的统一部署,各路开往指定的位置后,先是扰乱和迷惑敌人,每天晚上派出小股部队去扰袭敌人。采用“麻雀战”,在这里打一会,又在那里打一阵。敌人怕我进攻,但又弄不清外围我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只能日夜死守在墙头上。我军则以逸待劳,充分利用时间挖战壕修碉堡,做好进攻前的准备。

在村北的二营,每天晚上派出一个班,往围墙里打枪、扔手榴弹、喊话,扰袭敌人。已是惊弓之鸟的丁部,头几天晚上听到枪声,以为我军要进攻,便全部出动,一字长蛇地排在围墙上,碉堡里伸出了黑洞洞的枪口。匪兵们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整夜不敢睡觉。折腾了几天后,便熬不下去了,再看我军不是真打,又依仗着坚固的碉堡和厚厚的围墙,渐渐地就麻痹了,只留少量匪兵放哨,余者全部撤下了围墙,凭你再怎么喊,怎么打,他们也不理睬。但二营还照样去扰袭敌人。十几天过去了,战士们逐渐地向大碉堡靠近,敌人见二营摸到了碉堡下面,开始还扔几颗手榴弹,以后见二营对碉堡毫无办法就更麻痹了,哨兵也时常在迷迷糊糊地睡大觉。

一天夜里,二营的战士们仍然象往常一样来到碉堡下,一面故意闹出各种声响麻痹敌人,一面架起长梯,几个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碉堡,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阵手榴弹就把他们给交待了。就这样村北这个大碉堡便掌握在二营的手里。天亮后,二营派了三个特等射手登上碉堡。这里居高临下,丁部的防区尽收眼底,一目了然。

三名特等射手,卧在碉堡的顶端,敌人出来一个倒下一个,真是弹无虚发。他们打得轻松自在,一边射击一边喊“出来晒晒太阳吧”“哥儿们手痒痒了,出来过过瘾吧!” “喂!龟孙子,有本事的出来试试吧!”打得敌人门都不敢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匪兵们没吃上一口饭,没喝上一口水,连大小便也不敢出来。从早到晚共击毙敌人130多个。好不容易熬到晚上,趁着天黑,丁部丢弃了村北防区,逃到王培江的防区里去了。

天亮时,二营顺利占领了村北后,便向南推进,扩大战果,紧接着攻打围墙上的碉堡。由于敌人前次吃了亏,此次不敢再大意,早已有了准备,一个劲地从围墙上往下扔手榴弹,碉堡里的机枪疯狂地扫射,冲在前面的战士纷纷倒下,但战士们杀敌心切,前赴后继,继续抬着云梯往前冲,倒下一个又上去一个,终于把云梯架在了城墙上。这时大碉堡左右两边的六个小碉堡里的敌人一齐朝战士们攀梯的方向开火,并切断了我军的后援道路,战士们伤亡严重,又无法及时抢救出来。敌人点燃了用木棒蘸着豆油的火把扔向战士们的躯体……

强攻不下,二营立即改变了作战方案。他们想出了利用挖地道的方法靠近大碉堡。在民房距那大碉堡十多米的地下挖了一条地道,直通碉堡底下。

五天五夜过去了,第六天中午,只听“轰”的一声闷响,碉堡顶端的哨兵飞上了天,碉堡炸塌了一半,里面的敌人全被压死了,战士们一个冲锋,占领了废碉堡。

村南的一营一连面对的是一个特大的碉堡,爬上去则需要一架四丈长的梯子,有几百斤重,在敌人的火力下怎么也架不起来。虽经全连几次大讨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见二营连克两个碉堡,战士们心急,指挥员心里更急。战士们个个献计献策,主张象二营那样挖地道,让敌人坐土飞机。但是二营离敌近,而这里距敌碉堡却有百米,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挖通,而且也易被敌人发现。没有办法,军分区向军区要来了3个工兵,用“洋炸药”进行爆破,结果只炸开一条七尺长二寸宽的裂缝,碉堡却依然如故。一营只好留下一连继续扰袭敌人,把主攻方向转移到东北角。

村东北角的围墙中也嵌着一个碉堡。二连炸开障碍物后,冲到碉堡下,架起了云梯,只见战士王有成“噌噌”几步就爬了上去,把“土瓦斯手榴弹”投进了碉堡。仉丰邀、初庆祯在下面,把“歪把子手榴弹”塞进了碉堡眼里。瞬间,听见碉堡里咳嗽声、叫骂声乱作一团:“他奶奶的这是什么玩意,又呛嗓子,又辣眼,喀……喀……”,“不好,是日本人的催泪瓦斯,快拿湿毛巾蒙住嘴”。其实,这那里是日本人的催泪瓦斯,而是一营的新招,就是把手榴弹同石灰粉、辣椒面包在一起,再用一根“T”型杆挂上,只要把横杆塞进碉堡里,手榴弹一爆炸,便可杀伤和影响敌人的战斗力。

王培江一看我军来势迅猛,认为要总攻了,把全团的兵力都调到这里,用枪逼着匪兵向碉堡里冲,往围墙上爬。“歪把子手榴弹”一批批塞进了碉堡,敌人一拨一拨地上,里面敌尸累累,冲进来的敌人,把尸体拖下,继续顽抗。这时候,墙头上布满了匪兵,他们集中了全部的火力,向二连运送弹药的部队射击,战士一个个地倒下了,我军伤势严重。王有成、仉丰邀、初庆祯同后援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扔完了全部的手榴弹后,紧紧贴在一个死角里,等待同志们援助,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后援部队无法靠近碉堡,无耐只好暂时撤了下来。

这次战斗失利后,军分区李司令员同一营一起总结了教训,认为攻打东北角碉堡是不具备条件的,其原因是:第一,这个碉堡是同围墙修筑在一起的,如果被我打下就等于在它肚子上开了一个洞,王培江就会豁上老本来夺回碉堡的;第二,如果冲进去,一旦有人被捕泄密,敌人就可能了解到我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敌人将会调整兵力部署来对付我军,在敌我兵力悬殊之下对我是极不利的。所以还是应该把攻击方向放在东南角,因为那个碉堡修筑在围墙外面,敌人无法增援救助,只要占领它,就可以用火力控制围墙上敌人的火力。

遵照司令员的指示,一营把攻击目标转移到了东南角一连的位置。先是用“土坦克”掩护,从地面上挖一条壕沟,逐渐往前推进。敌人则用“反土坦克炮”轰炸,一连几辆“土坦克”都被炸毁了,用“土坦克”攻坚未能成功。只好采用挖地道的方法,用了20多天的时间挖了一条近百米的地道,直通碉堡。却被敌人发现了,他们挖开了一个出口,扔了几颗手榴弹后,又把“护城河”的水灌进地道里,20多天的努力被水毁之一旦。

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我军便采取了“攻心战”。土围子里的敌人大部分是本地人,一部分是当初被丁、秦二匪打着“抗日”的招牌骗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被抓来的,他们跟随丁、秦二匪以来,吃尽了苦头,也亲眼目睹了“二匪”的暴行,他们怨恨,也思念自己的亲人。想逃不能,因为敌人的耳目、特务甚多,没有机会逃跑,逃跑者一旦被抓回,都遭到枪杀,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忍辱求生。

军分区政委仲曦东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后,决定抓住这一时机,组织部队开展一场“攻心战”。根据掌握的情况,组织和发动匪兵亲属到阵地前,喊着各自的丈夫、儿子、兄弟的名字,诉说不幸,劝其回家。这些喊话的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一边喊,一边哭诉。墙头上的匪兵听见哭喊声后,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唉声叹气。一会儿,鸦雀无声,都在静静地听着,希望能听到自己的亲人的声音。一部分外籍的匪兵也在仔细地听着,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敌军官见此情形,横加干涉,却遭到士兵们的反抗和咒骂。不大一会,又是一片哭喊声,一个老大娘绝望地哭喊着:“栓子啊,你在里面吗?妈在叫你呢,你听见了吗?难道你被打死了吗?”

这时从围墙上传来了嚎叫的回声,这声音又悲切又激动:“妈!我是栓子啊,我还活着!”

“你真是栓子吗?”老大娘两眼泪花,声音颤抖着。

“我是栓子啊!你忘了咱家门前有一颗老槐树,前年被砍去修工事了。”

“是我的栓子,栓子!跟娘回家吧!咱不当这个兵了。妈无依无靠的可怎么活呀!”老大娘伤心地哭喊着。

“妈!快回去吧,别说了。”对面的声音哽塞了。

大娘哪里知道,说这样的话让王培江知道了是要枪毙的。她还在不停地哭喊着自己的儿子,但是再也听不到栓子的回音了……

王培江本想命令士兵朝喊话的百姓开枪,由于军心浮动,又怕引起众怒,只好一面耐着性子挨骂,一面组织亲信暗中监视,严加控制,以防士兵哗变。

这种瓦解工作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敌人思想上的防线彻底地跨了下来。

8月3日,我主力部队攻克了留格庄据点。

9月7日,军区参谋长贾若瑜同志到这里任前线总指挥。他与主力十七团团长肖平率领两个营赶到腾甲庄,配合军分区拔掉腾甲庄据点。

十七团来到后,部队重新进行了调整,分区一营一连撤出东南角,与二连各把守东面和东北面,防止敌人北窜水道;三连守西面,切断敌人西窜之路;二营把守村北;十七团接防一连的阵地打主攻。

9月8日,主攻开始,十七团出其不意,用炸药包把东南角的大碉堡炸塌了一半,另一半完好无损,被我军占领,在顶端架起了两挺重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战士们紧接着又炸开了围墙,大部队开始了冲锋。王培江见碉堡被占领,急忙调集了全部的机枪负隅顽抗。我军前进受阻,伤亡严重。团长肖平一看,硬冲必遭重大伤亡,便命令一部分在缺口处佯攻,另一部分从正南方向主攻。主攻部队爬梯越过围墙后,向东南角冲杀,接应佯攻部队。敌见我军已进入墙内,纷纷夺路而逃,佯攻部队趁势而入,而后兵分几路与敌人展开了巷道战、白刃战,边搜边打向北扩大战果。

王培江挥舞着青龙剑,大呼大叫,正在指挥着匪兵时,一个匪兵报告说:“丁部全部逃跑”。匪兵话还没说完,只见王培江手起刀落,这个匪兵的脑袋就搬了家。

王培江虽然装得很凶,但是一个怕死鬼。夜里12点钟,王培江钻进一所民房,看着这不可收拾的局面,彻底地绝望了,带着几个心腹趁着天黑从围墙底下的暗道里钻了出来,顺着一条水沟狼狈逃窜了。群匪无首,众匪兵乱作一团,四处逃窜。一部分往东北方向窜,另一部分向西围墙逃窜,大部分被就地歼灭。

在东北面埋伏的一营二连,见敌人越墙逃窜,二连长苏子祥一声喊:“打”!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尸横飞,没被炸死的又跑回壕沟边上直喊求饶,举枪投降了。

就这样,二连抓一批俘虏,就派人往外送一批。这时天已黑了,壕沟边只剩下一班长董万华一人把守。一会儿,董万华见壕沟边有个人影晃动,大喊一声:“缴枪不杀”!这个匪兵一面往前走,一面说:“我缴枪,我缴枪”。那知匪兵突然端枪直向董万华的咽喉刺过来,只见董万华往后一闪身,怎耐敌人这一枪来的突然,一刀刺中董万华右眼颊。再看董万华,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他强忍疼痛,双手趁势抓住匪兵的枪管,猛的一踢右脚,正中那匪兵下裆,只听“哎哟”一声,匪兵痛得直打滚,董万华调转枪刺向下猛劲一扎又一挑,飞起一脚,把匪兵踢进了沟内。此时,董万华右眼颊鲜血直流,昏迷过去。从昏迷中醒来后,摸起了枪一面爬一面喊着:“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快来接枪啊!”当战友们把枪接过来以后,董万华再次昏倒了。

守在西面的三连连长王文山,智勇双全,指挥机动灵活。总攻开始后,他估计主力从南面打进去,那里房子少,敌人必向北退,可能在北半部突围。为了集中兵力,他把部队调至西北部,在距围墙六十米处埋伏,又在壕沟边派了几个潜伏哨。

深夜时分,南部枪声渐渐向北发展,二营的机枪响个不停,敌人见前无出路,后有追兵,便纷纷攀墙西窜。三连一排子机枪扫射,吓得匪兵连滚带爬地钻进了壕沟。王连长趁机喊 :“秦部的兄弟们,你们跑不了啦,我们后面还有第二层、第三层包围圈,就算你们跑出第三层,后面还有大批的民兵和百姓拿着铁锹镐头在等待着你们哪,他们见到你们是不会客气的,不如趁早投降,我军优待俘虏的。”王连长的喊话确实起了作用,只听敌群中嘀嘀咕咕地议论着,一会儿,敌人便举手缴了枪。就这样,十七团在墙里打,军分区的部队在外围抓。战斗一直到9月9日拂晓结束。共毙敌俘敌两千余名。

经过49个日夜的浴血奋战,腾甲庄被解放了,战士们流了多少汗,洒了多少血,无人知晓,而护城河水却被染红了。一个多月的攻坚战,战士们很疲劳,本该休息一下。可是9月9日晨接到军区电告:海阳县邢村的日军和秦毓堂部昨日已出发前去腾甲庄救援,今晚即能到达。命令部队在一天之内彻底拆除所有的工事,以防敌人再安据点。

秦毓堂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旗号,暗地里和驻青岛、邢村的日军早有勾结。留格庄据点被拔,腾甲庄又被围困,秦毓堂为挽救其覆灭的下场,所以不断派人往返于青岛、邢村之间,求日军出兵救援。

东海军分区一营接到指示后,立即向全营进行政治动员,指战员们愤怒地表示:决不让敌人再在此横行霸道,要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他们来不及休息,从背上解下铁锹、镐头,同大批赶来的群众一起干了起来,因为这也是战斗。

战后的阵地上,传来了一片叮叮当当的响声,数不清的钢铁般的臂膀挥舞着铁镐,铿锵有力,一声声号子传来,一座座断墙残壁哗哗被推倒。战士们的双手被震裂了,磨破了,肩膀甩肿了,衣服撕破了,鞋子磨掉了底,整整一天的时间,将残存的工事全部拆除了。他们累极了,真想找个地方足足地睡上一觉。可是他们不能啊!当刚拆完全部工事时,从西面上空飞来了两架标着“日本旗”的侦察机。

下午五时许,一营撤离腾甲庄,由军分区副司令员于得水率领在上册村摆开了战势。当天晚上,日军和秦毓堂的残部一千多人才到达腾甲庄。第二天上午日军为了显示一下“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威风”,就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上册村进犯。这时,东海军分区一营早已在上册村东的山口上严阵以待,准备狠狠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可是日伪军却又不敢贸然进犯,犹豫不前。一营用迫击炮向敌群轰了几炮,敌人就慌乱地溃退了。当敌人退回到腾甲庄时已溃不成军。饭也顾不上吃,直向邢村方向逃窜。

(作者是荣成市郑格庄村人,抗战时期曾任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营长。离休前任大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该文为宋元松整理。)

 

第四节   粉碎日伪军“扫荡”

 

一、日伪军罪行录

 

1938年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烟台,5日攻占牟平,至此日军大举进犯胶东之势形成。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8年7月下旬某日,日军飞机轰炸夏村,炸死居民3人,寿康照相馆被炸毁。10月1日(阴历八月初八日)上午8时许,2架日军飞机自西向东飞抵夏村上空,投炸弹、燃烧弹各2枚,时逢夏村集日,共炸死赶集群众20人,炸伤3人,炸毁房屋70间。1939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4架日军飞机再次盘旋于夏村上空,自东向西投炸弹8枚,炸死居民4人,炸毁房屋40间。

  1940年2月13日上午,从海阳城东去“扫荡”的一队日军行至孤石河村东南海边,适逢凤台顶村100余名村民欲乘船避难,因枯潮水浅,船不能行,被日军发现强令下船。村民于常欣怀抱6岁妹妹刚至船下,日军即开枪射击,于的右腿被击穿,其妹胸部中弹当场身亡。村民于夕祥见状,冲出包围急逃,被日军从后面开枪打死。随后,日军拖出26名青壮年村民,用腰带绑成一排,日军官一声令下,日军蜂拥而上,用刺刀将被绑村民全部乱刀刺倒,当场刺死14人,血染海滩,惨不忍睹。日军撤离后经抢救有12人幸免一死,其中于仁祥受刀伤2处,于天旭受刀伤3处,于天华受刀伤7处,于常荣脊椎被刺伤,造成残废,于乐俊喉咙被捅穿,造成终生说话困难。

 1941年7月26日,驻水道日、伪军窜至马台石村,杀害该村女教师及小学生各1人,抓走村民7人。

  1942年4月4日,200余名日、伪军包围大史家村,抓走青壮年村民75人,奸污妇女多人,抢走骡马52匹、毛驴60头,烧毁、抢掠棉衣、被褥、门窗、柜门等物资大批。12月15日,日、伪军200余人再犯大史家村,杀害村民4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30余间,抢走粮食及其它物资大批。

  1942年7月8日6时许,胶东公学24名学生由台上村宫润九带路,自北果子村向崖子一带转移,行至沟东村东与驻水道据点的300余名日、伪军遭遇。日、伪军遂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射击,24名学生6人脱险,被杀害17人,重伤1人。带路的宫润九也惨遭枪杀。

  1942年8月20日,驻水道的日、伪军出动百余人去盘石、车家夼村,抓走车家夼村村长和党支部书记,抢走牲口9头,物资不计其数。

  1942年秋,日、伪军“扫荡”至辉湛村,枪杀村民3人,奸污妇女10余人,抢走大牲畜10多头,粮食、衣物等资财被洗劫一空。不便运走的粮食,全被倒进厕所或猪圈中,又把余下的物资堆集一起,纵火焚毁。村民李培泽、李人胜遭捕后,日军将他们绑在梯子上,指使狼狗把2人全身撕咬得血肉模糊。

1942年10月12日清晨,日、伪军进犯野子村,抓走村民40余人,奸污妇女42人,抢走毛驴14头,烧毁草垛10多个。

  1942年11月15日14时许,20余名日、伪军窜至锅上村,杀害村民1人,打伤3人,奸污妇女10余人,抢劫财物大批。

最残酷的还是1942年冬季大“扫荡”,日军在胶东制造了最大的惨案——马石山惨案。是年11月,日本侵略军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指挥2万多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冬季拉网合围式大“扫荡”。23日,日、伪军紧缩包围圈,将各地逃难群众、部分中共地方干部、八路军伤病员和少数抗日武装围困在马石山区,并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在马石山东北方向的大院村南山上,陈京普一家8口和邻居1人,藏在一山洞内,日军发现后遂向洞内施放燃烧弹,除陈京普1人幸免外,余者8人全被烧死。躲在金斗顶采石坑内的崖后等村60多名农民被日军发现后,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打“活靶子”,一次残杀50余人。在金斗顶采石坑外,日军将9名群众拴成一排,从前面对胸射击,当场死亡7人。招民庄村70多岁的老人许德义,被日军用草苫卷起,从下肢点上火,一直烧至头顶,谓之“烧草人”。大龙口村70多岁的老人宫殿庆,被日军横架在锅台上用火烧烤,后又拉到村南河滩烧死,另一村民被日军剥光衣服,吊在树上,用开水浇身,折磨而死。下石硼村王丕成被日军用石头活活砸死。日军在东尚山村搜到一名八路军伤员,两个日军士兵将其抬在火上烧燎腹胸,活活烤死;在西尚山村,一名八路军伤员被日军按在烟囱上,在灶下烧火,活活呛死;石硼村一分娩3日的妇女,被日军奸污致死;上石硼村19岁的妇女干部王秀卿被日军任意凌辱后,用刺刀向她前胸乱刺致死;崖后村有18人被杀,该村姚瑞俭乘敌不备,滚下悬崖,被敌人打中两枪而死里逃生。西诸往村王振桂被日军抓住,先割掉他的一只耳朵,又用刀砍死。东尚山村刘京发被日军抓住,向他要粮、要人,他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日军朝他胸部、腹部连刺数刀,事后经我部队抢救才幸免一死。沟刘家村民兵郑崇太,遇上搜山的日军,敌人朝他脖子砍了一刀,他当即昏死过去。

在短短的一两天内,日军仅在马石山区共杀害抗日军民500余人,马石山周围的村庄,房屋被烧过半,粮食、牲畜等物资被抢劫一空,几乎村村遭劫,户户蒙难,马石山上尸骨遍野。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乳山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据1946年乳山县救济委员会调查统计,抗战期间,日军在境内杀害我抗日民众1218人,致残676人;抢征粮食5049万斤、柴草2115万斤;抢走大牲畜2557头、猪羊2698头(只)、鸡鸭4.78万只;抢走马车43辆、手推车292辆、自行车484辆、船71只;毁坏民房4036间、家具86.18万件、农具8.6万件、手工机器91台、被服21.76万件;抢劫黄金1618两、白银4.41万两、布匹118.13万尺、钢铁21.98万斤,抢劫其它物资折价19345.7万元。

日本侵略军在乳山的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的本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决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再现。

 

二、在艰苦的斗争中打击日伪军

 

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把在华占领区变成其“以战养战”的后方基地。因此,它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于解放区战场。从1941年开始,敌人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疯狂到了极点,其战略战术的特点,是由迅速的“鲸吞”政策转变为长期的反复“扫荡”、逐渐“蚕食”和“清乡”政策,其“扫荡”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是空前的。敌人在对解放区根据地进行“扫荡”时,采用“拉网”式、“梳篦”式手段,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其目的是要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以消灭八路军。胶东因处于战略要地,故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为频繁和残酷。这一时期,胶东区的抗日武装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整体实力上,依然是敌强我弱。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扫荡”,1940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发出《为粉碎敌人“扫荡”告全山东同胞书》,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地委也都相继作出《抗击日本侵略者‘扫荡’的指令》和《做好反“扫荡”的动员令》。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根据上级“指令”和“动员令”,向全县发出《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反“扫荡”的指示》。全县各界抗日组织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夺取了一个个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花家疃战斗  1941年7月3日拂晓,70余名日、伪军由水道据点窜至花家疃一带村庄抢粮。上午8时许,当敌人行至花家疃村时,被驻该村的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三营岗哨发现,立即鸣枪报警。敌人听到枪声,遂将花家疃村包围。三营长命一排还击,余部迂回敌后,对敌人里外夹击。驻砦里村的东海独立团二营得报,火速前来增援三营,当地民兵也纷纷前往参战。敌人拼死突围,仓皇后撤。八路军和民兵尾随追击,在徐家村西夼,溃逃之敌被驻北汉村的东海独立团一营截断退路。经1小时激战,击毙敌人5人,俘虏日军士兵1人(名布谷,又名小林),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支。残敌突围后逃回水道据点。此次战斗八路军伤亡8人,民兵牺牲1人。

双山阻击战  1942年4月6日晨,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一部随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机关驻日照庄村,由于汉奸告密,驻水道的日军联合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秦毓堂部计1000余人,分东、西两路向日照庄包围。因敌我力量悬殊,二团领导决定,由六连三排诱敌西上双山牵制敌人主力,二团主力保护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机关越过老鸦山向北转移。三排长王民生立即率全排战士迎击敌人,边打边向双山撤退,准备抢占双山主峰与敌周旋。不料敌人已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三排腹背受敌。为了拖住敌人,掩护机关安全转移,三排全体指战员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激战至下午1时许,三排子弹打光,战士大部牺牲,受伤人员在敌人冲上山之际,拉响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此次战斗,三排仅有2人生还,其余26人壮烈牺牲,完成了阻击任务,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河南村伏击战  1943年1月19日凌晨,驻水道据点日、伪军100余人窜至河南村村捉人抢粮。驻葛格庄之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二营得报,速派五连赶赴河南村北塂设伏。上午9时许,当敌人押解捉来的40余名群众以及抢来的粮食、牲畜等返据点时,被二营五连迎头截住。经30分钟激战,二连毙伤日、伪军各1人,缴获轻机枪1挺,军大衣等物资一批,被捉群众及被抢牲畜、粮食等全部截回。敌人夺路经西庄逃回水道据点。

巫山阻击战  1943年2月7日拂晓,300余名日、伪军由水道据点窜出,兵分两路,偷袭驻巫山村之牟海县独立营一连。一连发现敌情后,迅速撤至村外做好战斗准备。当日、伪军行至巫山村北坝时,一连奋起击敌,仅二排二班班长刘柏林就击毙敌人7名。敌人在机枪和迫击炮掩护下,疯狂向一连阵地反扑。一连英勇反击,毙伤敌人多人。战斗持续约3小时,一连伤2人,牺牲12人,后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撤出阵地。

此外,从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日军小股部队先后5次乘汽船企图从海阳所一带沿海登陆,进犯解放区,均被我区中队及当地民兵击退,并打死日军士兵1人,俘虏日军士兵3人,缴获机枪一挺。

 

三、马石山突围战⑤

 

1942年,敌后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困难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的“扫荡”,这一年内,敌军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胶东半岛由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一直被日军作为往来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重要补给基地之一,所以更是日军频繁进犯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多次的“扫荡”中,尤以1942年冬的大 “扫荡”最为残酷。11月8日,日本侵略军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亲临烟台,从青岛、烟台、莱阳等地抽调大批日、伪军,又纠集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秦毓堂等部共计2万多人(其中日军1.5万人),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妄图消灭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党政领导机关。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五旅和胶东军区部队采取主力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同地方武装、民兵密切结合,分区坚持的方针,进行反“扫荡”。经过军民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对胶东进行的历时40天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1月17日,敌人由青岛、高密分乘汽车数百辆,沿烟(台)青(岛)路、烟(台)潍(坊)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21日,莱阳、栖霞、福山之敌全部出动,在投降派赵保原、秦毓堂等部的配合下,以两万兵力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敌人以密集的队形拉网合围,并采取“梳篦”战术:白天无山不搜,无村不梳,连荒庵野寺、小土地庙也不漏过;晚上,野地宿营,在各个要道、山口拉上铁蒺藜,挂上铃铛,每隔三五十步燃火一堆。敌人得意地夸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在敌人“扫荡”前,牟海县委、行署遵照上级“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粉碎敌人的扫荡”的指令,于10月5日发出了《关于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反“扫荡”的指示》,进行了全民总动员和部署。自卫团进行破路,各群众团体进行以藏粮为主的“空舍清野”,民兵进行了打击敌特和汉奸的活动,县大队、区中队也摩拳擦掌做好随时打击敌人的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扫荡”中去,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三光”(烧光、杀光、抢光)。他们大力支援我军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和护送伤病员,伺机打击敌人,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有的地方干部、民兵、群众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下沙家村是我胶东第三兵工厂所在地,当兵工厂的工人和村里的群众得知敌人要进村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空舍清野,把机器拆开埋藏起来,把水井也封死,民兵大摆地雷阵,群众有组织的转移和隐蔽起来。太阳落山时,日军进了村,所到之处,地雷轰响,炸得敌人心惊胆颤,狼狈逃窜,兵工厂安然无恙。

胶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疏散后,决定由胶东区公安局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公安局三科科长唐次带领第三排干部战士在马石山地区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进行戒严,维持治安,防奸反特,保护群众。当敌人进犯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牵制日军兵力,相机打击敌人。

21日,敌人合围海阳、牟海、栖霞、牟平交界的马石山区。马石山主峰海拔467.4米,山势蜿蜒险峻,岭长谷深,山域面积约20平方公里。此时,被围在“网”内的除了牟平、海阳、栖霞等县群众近3000人外,还有八路军的零星部队、民兵、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及八路军伤病员。

23日,日军5000人在马石山地区收“网”。正当数千名群众身陷绝境、走投无路时,被围在“网”内的八路军指战员挺身而出,发起了救援父老乡亲的突围战。是日夜,王殿元、唐次带领35名指战员,与地方干部、民兵一起,利用夜幕掩护,先后3次护送1000余名群众突出重围。当三排指战员再次返回包围圈组织群众突围时,天已大亮,被敌人包围在马石山上。为了吸引敌人兵力,让更多的群众冲出包围圈,王殿元、唐次把队伍中病弱人员疏散后,指挥剩下的16名战士迅速抢占了马石山主峰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同敌人展开激战。他们子弹打光了,便以石块做武器,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中午,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100余人。最后,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又从马石山北坡向主峰发起进攻,王殿元等18名勇士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胶东军区第十七团三营七连在马石山东麓与合围之敌展开白刃格斗,反复冲杀5次,歼日军100余人,全连仅突围出5人,其余都壮烈牺牲。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二连一排乘黑夜连续两次冲进包围圈,救出数百名群众,当第三次冲进包围圈时,天已大亮,排长许书礼和十几名战士被围在东马石山顶,弹尽路绝,全部壮烈牺牲。执行任务途经马石山的第五旅十三团三营七连六班10名战士,在班长王殿元的带领下,冒着敌人的弹雨,往返3次,掩护了近千名群众转移,当他们第四次冲进包围圈时,日军已逼近山顶,10名战士从凌晨激战到天明,最后只剩下班长和两名战士,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时,3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胶东军区十六团一营在马石山南坡组织千余群众胜利突围,突围中,第十六团政委张寰旭等牺牲。该营三连一排掉队后,在马石山北麓组织三批群众数百人先后突围脱险,24日拂晓,该排在刘指导员指挥下,与围敌英勇搏斗,最后弹尽力竭,壮烈牺牲。

在日军“扫荡”时,我英雄的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驻在马石山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和兵工厂、医院等,都巧妙地破“网”转移出去。被围在马石山上的两千多名群众,在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的带领掩护下,也大部分突围出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在我抗日军民的全力反击下,冈村宁茨费尽心机部署的拉网合围“扫荡”最终被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胶东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参加过此次作战的日军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就其所见有如下叙述:“一、鲁东与鲁西平原完全不同,对兵力说来地区广大,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二、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三、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进展。四、交战主要是在第三期,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

马石山作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掩护群众突围而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革命烈士们虽然没有全部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是英雄们的伟大形象如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永远驻留在人民的心中。他们那为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崇高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1943年1月25日,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为缅怀烈士和遇难群众,在马石山南坡立碑纪念。

 

文献资料:

为追悼马石山惨案告全胶东同胞及士兵书

 

同胞们,同志们:

敌人此次“扫荡”胶东,采用了毒辣的拉网战术,用步骑万余之众,从我根据地边缘,逐步的向内压缩,最后紧密的包围了牟海十区的马石山,企图将我抗日军民聚歼于马石山上。被包围在内的,有民众两千余,并有我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及部分失掉联系的武装同志和民兵。在那里敌人施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我被围军民也与敌人展开了悲壮的搏斗!

就在那天,曾有二十几个武装同志,在马石山的东坡,与众寡悬殊的兽兵进行了勇壮的鏖斗,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杀伤敌人百多名,最后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

曾有一十七岁的青年工人,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两名,曾有民兵以石块与敌死拼,不少的同胞宁死不屈,壮烈殉国。更有不少的地方干部及武装同志,领导了被围民众,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

被围的同胞和同志就是这样壮烈的与敌人作了殊死战,以他们的血,救出了几千人的性命,粉碎了敌人的聚歼毒计。他们的搏斗,使敌人震惊;他们的壮烈,使我们全胶东人民振奋;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胶东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祖国生存,流了他们最后一滴血。

敌人对那些老弱妇孺手无寸铁的避难者,施行了兽性的残杀:

在马石山上,敌人曾杀戮了白发的老翁老妇,曾杀戮了未满周岁的婴儿。在死难者的尸体中,我们曾看见赤身露体被刺刀洞穿的青年妇女,曾看见被火烧得佝偻的儿童尸骸,倒卧在血泊中的母子尸骨,我们看见了头断、肢折、洞胸、破腹、倚仰踡伏在山坡松林沟壑间的五百多具血淋淋的尸体。

这便是敌人用刺刀写下的马石山惨案的缩影。

同胞们,同志们:

“屠杀”是敌人对待我们中国人的一贯手段,他过去已在各地使用过,今天他又重用于马石山,重用于荣成的崂山、蓬莱的磁山、平度的大泽山,……以及胶东其他角落里。在这些山区里,敌人又欠下了我们斑斑的血债。

敌人要屠杀我们的父母兄弟,要奸污我们的妻母姊妹,我们能停着等死,停着受辱,能让马石山上及其他地方牺牲的千百个同胞,白白的死去吗?

不能的,敌人要制死我们,我们却要制死敌人。

马石山与敌战死的民族英雄们,便是我们很好的楷模。

我们要学习他们与敌顽强斗争,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气节;我们要学习他们军民齐心,共同杀敌的坚强团结。这就需要我们:

更顽强的与敌人斗争下去,军队与人民要更亲密地团结起来,拿起我们的枪枝炸弹,拿起我们的大刀长矛。每一个胶东的人民,每一个抗日的战士,都要战斗起来,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民兵战,打击敌人,杀伤敌人,为死难者复仇,为自己求生路,为民族求解放。

对于死难的烈士们,我们要节衣缩食,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济抚恤他们的遗族。因为这些烈士们的死,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我们大家,我们应该很好地照顾这些遗族的生活,安慰他们的情绪。

同胞们,同志们:

记住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个沉痛的日子。为了悼念死者,为了战胜万恶的日寇,让我们更勇敢的战斗起来。任管敌人怎样疯狂毒辣,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胶东有共产党领导我们,有几万与群众血肉相连坚强善战的八路军,有人民爱戴的抗日民主政府,有千百万有组织的群众及普遍开展起来的民兵,更有与敌势不两立的胶东八百万人民,而且这些人民都是经历了五年战争的锻炼,这一切便是颠扑不破的坚强力量。

我们国内国共两党关系的渐趋好转,各抗日根据地弟兄军的密切配合,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热烈拥护,这一切都是我们必胜的条件。更何况敌寇今天四面树敌,民穷财困,内部倾轧日甚一日。苏联红军冬季攻势,连连获胜,战争主动权已操于反法西斯阵线之手。

胜利已在不远了,让我们抗日军民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更积极的战斗起来吧!以我们的英勇战斗,渡过艰苦的一九四三年,迎接行将到来的对敌反攻的最后胜利。

这里我们要高呼:

我们要誓死为马石山惨案死难同胞复仇!

我们要节衣缩食,抚恤死难同胞家属!

学习马石山惨案死难同胞的伟大民族气节,与敌顽强斗争到底!

广泛开展民兵战,要敌人偿还我们的血债!

军民团结万岁!国共合作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马石山惨案公祭大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文献资料:

马石山殉难军民之墓碑碑文

 

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寇进攻马石山,我英勇军民,因与敌搏斗或突围而牺牲者五百余人。胶东区公安局唐次、王殿元同志等十八人,自早至午顽强抵抗,卒以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主署愍其忠烈,特公葬于马石山阳,并将殉难事节勒诸贞珉,永垂不忘。

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立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文献资料:

马石山殉难军民纪念碑碑文

 

日寇肆虐,全国沸腾。我胶东党政军民处敌之一角,作艰贞之斗争,阅时五年,身经百难,再接再厉,愈战愈强。敌知我胶东抗日军民终不可以威劫势夺也,乃于政治、经济各方面进攻破坏外,复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对我胶东进行空前大扫荡。纠合兽兵万余,配合飞机军舰,海陆空三方进犯。运用拉网战术,昼则结队搜山,夜则分头纵火,焚藏粮,烧家屋,奸妇女,捕壮丁,屠杀老弱,鸡鸭牲畜不留。而马石山惨案尤为惨烈。我徒手民众及少数地方武装,迫于罗网,陷于重围。敌乃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一面大张爪牙捕捉掳掠,一面以机枪炮火横加屠杀,妇孺奔走号啕,翁妪仓皇蹉跌,呼兄唤弟,喊娘叫子,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当此时也,我被围军民虽陷绝境,然犹努力挣扎,誓作最后死拼。况目赌老幼病弱被驱策如猪羊,而狞恶敌寇竞狂笑若儿戏,遂使军民切齿怒愤填膺。无奈强弱悬殊,众寡不敌,终于壮士力竭,英雄就义。或扯取手弹以与敌对拼,或坚决拒捕而遭敌火焚,被敌刺杀者肝脑涂地,掷弹自尽者血肉模糊。他如投涧坠崖者有之,以最后一粒子弹自决者有之,弹尽后毁枪自缢者亦有之,其忠贞义勇悲壮伟烈,实为古今中外所罕闻。我胶东党政军民于驱逐暴敌救灾抚伤之余,念我马石山殉难军民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其忠义壮烈实堪表扬,爰树碑以示纪念而慰忠魂。藉以正告日寇,尔能杀伤我部分军民,但绝不能消灭我伟大的民族精神。并藉以告我抗日军民,新仇旧恨永矢弗忘,血债要用血来偿。时至今日,日寇垂死挣扎已难久长,我等惟有咬紧牙关,坚定信心,誓踏烈士血迹,坚持斗争,胜利在望,愿共勉焉。特为志。

                                     海阳县立师范毕业生姜渭滨书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立

 

第五节  抗日根据地建设

 

一、牟海县参议会成立

 

就全国而言,成立参议会是从 1940年3月开始的。当时,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实行宪政与施行地方自治之意旨”,“实行全民参政、全民抗战”,中共中央提出在抗日根据地的县区乡成立参议会。各级参议会成员按“三三制”要求民主选举产生。乡参议会选举区参议会,区参议会选举县参议会。1941年1月16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县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县级参议会议员名额为81至121人;区参议会议员名额61至81人;乡参议会议员名额31至51人。各级参议会由参议员选出主席团主持会务。各级参议会职权除县参议会为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斟酌当地情形,制定县单行法规外,其职权如下:一、选举各该级政府长官及委员与司法行政人员;二、决议各该级政府施政方针;三、监察及弹劾各该级政府及其以下之政务军警人员;四、决议人民生活之设施;五、调解及公判一切政治纠纷;六、审核及通过地方之财政收支事项;七、决议行政机关及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事项;八、督促及监察各该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九、议决地方一切应兴应革及一切救亡事项。还规定,“各级参议会对于政府行政设施有不同意或不满事项,得向政府提出质问,但不得直接干涉及阻挠”。

1941年3月7日,中共牟海县委在徐家村村召开牟海县第一次参议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由解放区各抗日团体民主推选,其中有共产党员代表、各抗日群众团体代表、地方知名人士代表,计121名。牟海县委书记孔广弘作关于成立牟海县参议会和牟海行政公署的报告。8日,与会代表选举产生牟海县参议会,孙传祝为参议会参议长,杨小斑为副参议长。会议一致同意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牟海行政公署(简称牟海行署)。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区、乡政权组织广泛吸收非党进步人士参加,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的参政作用,各区乡均建立了由中共党员代表、非党进步人士、中间民主人士组成的参议小组,各行政村设立了公民主席(一般由村长兼任)。

  1942年6月23日,孙传祝遭国民党投降派杀害。1943年8月,牟海县第二次参议员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由村、区层层民主推选产生。此次会议选举杨小斑、刘问世、于怡同、孙加诺、于寿堂为驻会委员,杨小斑为参议长,于怡同、刘问世任副参议长;选举宫明山、岳志远、宫景山、林云山、张科舵、于东坤为牟海行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刘文光、高锐为候补委员,宫明山为行政委员会主任;选举邢光、刘炳臣、孙振堂、于东坤、高树遵为行署监察委员会委员,邢光为主任委员。

1945年1月,牟海县参议会改称乳山县参议会。8月14日,召开第三次参议员会议(驻会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做好减租减息复查工作的措施;讨论并通过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方案。

194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发布的“五一训令”中指出:“从夏季起,开展全省性的民主运动。在查减工作的基础上,在不妨碍生产运动与对敌斗争的前提下,配合各级群众团体的整理与改造,深入改造村政权,普遍建立和改选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健全民主制度,发扬民主,检查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深入民主教育,进一步加强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建设。”根据省政府的指示,乳山县委决定在查减的基础上,全县自上而下地开展大规模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县长和参议长,调整阶级关系,团结抗日,加强对敌斗争。

牟海(乳山)县参议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各届参议员团结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牟海行政公署成立

 

在1941年3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牟海县参议员会议上,推选滕民生为行署主任,通过了牟海行署成立宣言。牟海行署为县级行政机关,其下设机构先后有:秘书处、民政科、经济建设科、教育科、财政科、粮食科、司法处、武装科、公安局、战时邮务局、税务支局、工商管理局、北海银行牟海办事处。时牟海县共辖7个区52个乡678个村。战争年代,行署机关无固定办公地址,随时迁移。

牟海行署成立后,在中共牟海县委领导下,首先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先后建立了7个区政府、48个乡政府,因当时午极、崖子、黄村、海阳所、腾甲庄等地尚分别被国民党投降派安廷庚、苗占魁、丁綍庭、秦毓堂部所盘踞,全县建村级政权组织仅225个。至1941年底,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达到483个。

牟海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驻牟平日、伪军及境内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武装袭击我抗日民主政府。为保卫民主政权,牟海行署成立了县大队和武装科,各区成立了区中队,各村普遍建立了“抗日自卫团”和“基干团”,开展了锄奸反霸斗争,先后摧毁了反动组织“暗杀团”“新民会”“铁血团”,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政权。同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建立起粮食封锁线,严防粮食流入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据点。

1942年春,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精兵简政,撤销乡政权,建立行政村,全县由7区划为13区,并建立夏村镇。是年3月,日军向我解放区发动了万余人的春季大“扫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保卫抗日根据地,带领人民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各级政府干部深入各村,组织做好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面对国民党投降派向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牟海行署发布“扩军训令”,全县300名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参加反“扫荡”和反顽斗争。为了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解放境内国民党投降派盘踞的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据点,各级政府发动群众成立了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民工队,星夜奔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各村组织妇女成立了缝补、洗衣、护理、做饭小组,自觉为前线战士服务,终于使牟海全境获得解放。

是年7月,牟海行署发动群众,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斗争,行署成立了减租减息工作队,以诸往、城荫、育黎、曲水等村为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减租减息运动。全县地租普减2.5成,利息减半,对当年已多交的租粮进行了退租,至1943年统计,全县共退租粮18.54万斤。

建县初期,战争仍频,加上地方豪绅的盘剥,县内无地少地的农民缺衣断粮现象严重。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主,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的原则,做好社会救济工作。1942年至1945年间,抗日民主政府计发社会救济款43.7万元、粮食8.41万斤,救济少衣短粮户13807户。

牟海全境解放后,当时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境内居民口粮不足,还肩负着八路军军粮供应任务。牟海行署面对这一情况,动员全县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牟海行署在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的同时,在全县组织起1.12万个农业互助组,1266个纺织小组,112个手工业合作社。是年底统计,三年间全县共为八路军提供军粮3812万斤,织军布1830万尺,做军鞋2万多双,捐款10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为了扩大胶东的八路军队伍,全县各级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参军参战,1945年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全县共有3032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各区中队、村抗日自卫团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配合公安机关破获了邵仁山、段晋亭、于香池等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仁山防区”,粉碎了一些不法地主的“暗杀”活动,保卫了红色新政权。

1945年1月26日,牟海县改名乳山县(以境内南部的大乳山命名),牟海行署改称乳山县政府,确定夏村为县政府驻地。县政府下设机构先后有:秘书处、民政科、教育科、公安局、司法科、工商管理局、经济建设科、战时邮务局、财粮科、财政科、北海银行乳山办事处、税务支局。全县辖14个区446个行政村。乳山县政府结合查租减租工作,组织群众粉碎了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恢复乳山经济。

在抗日战争中,乳山境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党的建设和整风运动

 

1941年2月牟海县委成立后,利用农闲季节,采取短期训练和有针对性的整风训练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是党的基础知识和国际国内形势。是年冬,根据上级指示,县、区机关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反奸诉苦和纯洁组织的思想教育活动,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素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是全党开始整风的标志。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报告。6月8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便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展开。

1942年上半年,牟海县抗日斗争正处在严重困难时期,因而全县党的整风运动没能按上级党委的要求和计划开展起来。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以及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到年底农闲季节到来时,整风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整风运动中,还结合进行了党组织整顿。

从1931年牟海边区有了党员到1942年底,牟海县党员总数达到4006人。广大共产党员经过艰苦战争和严峻斗争的考验,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坚强性,但从党员队伍整体看,由于吸收了一些纪律较松散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其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带进共产党内。另外,由于党内“左倾”错误产生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被彻底清除,中共牟海地方组织中同样存在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因此,搞好整风运动,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巩固和建设好抗日根据地,提高党的战斗力,确保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规定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深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思想和工作,在个人反省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引导党员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整风以“冬学”的形式进行,从1942年冬天开始,利用农闲时间,每年划片举行5至7期训练班,每期10至15天,让全体党员普遍进行轮训,还选调区党员干部参加东海地委党校学习,通过举办“冬学”训练班及参加上级培训,让全体党员都能学好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整风运动真正成为自觉的思想教育运动和自我改造运动。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全县又一次普遍进行党员整风训练,共组织31期,受训人数占党员总数的61%,主要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右倾情绪及个别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中共牟海(乳山)县委还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补充指示》的文件精神和要求,派出工作组,结合整风学习,对基层党支部进行审查整顿。1944年11月,县委在河东村召开为期6天的各区委组、宣干部会议,重点研究整顿农村党支部工作,主要解决减租减息遗留问题和干部强迫命令及消极疲遢情绪,提高阶级觉悟和加强团结。通过整顿,进一步纯洁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共牟海(乳山)县委在整风运动中,正确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使整风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有力地克服了主观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逐渐树立起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宗派主义等错误,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清除了极个别坏人,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带领全县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拥军支前

 

抗日战争时期,牟海边区人民大力开展拥军支前工作。1938年3月,雷神庙战斗之后,牟海临时工委迎接胶东特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崖子、大崮头、地口、凤凰崖一带休整,协助“三军”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在崖子村,胶东特委召开大会,追悼雷神庙战斗中牺牲的理琪等烈士。同时,成立了“三军”军政学校(胶东抗大的前身)、胶东军工修械所。当地的汉奸、反动地主煽动少数人示威,妄图将“三军”撵走。崖子附近村庄数千名群众闻讯,自动组织起来,手持土枪、土炮等武器,高举拥护“三军”的旗帜,在崖子西河柳树林里召开“挽留三军抗战保家乡”誓师大会。会后,各村群众又把粮食、柴草、肉蛋、蔬菜等物品送到“三军”驻地,并纷纷报名参加“三军”,有力的支持了“三军”,打击了汉奸及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三军”西上蓬(莱)黄(县)掖(县)时,出现了群众自发涌到集合地点洒泪送行的动人场面。一年后,东海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就是以凤凰崖、地口一带为落脚点开展工作的。

抗战期间,境内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先后参加了解放南黄、胡八庄、午极、崖子、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战斗。1942年11月,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将数千名群众包围在马石山区。台上、草庵、田家、哨里等村民兵,多次穿过敌人包围圈,掩护群众突围。至年底,全县民兵配合八路军作战百余次,单独袭击敌人50余次,缴获各种枪支90余支、手榴弹60余枚,子弹千余发,俘敌百余人。

为做好“优抗”工作,按照县委、行署的指示,各村对抗日军、工、烈属(参加抗日的军人、工作人员及牺牲人员的家属)之土地实行助耕代耕优待,对优待照顾后生活仍有困难者,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定期补助和临时补助,各村群团组织还把抗属的挑水、烧草、磨面等活计全部包了下来,全县形成“抗属光荣”的气氛。大部分村都制定了拥军公约,内容一般是:保证照顾好抗属,不给部队冷饭、冷水,交好公粮,担架运输不误事,动员参军不扯腿等。有的村群众还自发做出“为抗属苫房子、做零活、打农具、看病不要钱”的承诺。仅1943年,牟海行署对全县2795户抗属发放优待粮32.86万斤、款20万元。对抗日阵亡军人家属每年发给抚恤金500元(以猪肉等实物标准折价)。并发送慰问信,激发全社会抗日热情,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县普遍开展了“劳军”运动,仅据1945年的一次“劳军”不完全统计,共慰问八路军部队北海币3.62万元,粮食、花生3272斤,猪羊肉5150斤,鸡羊123只,鸡蛋4285个,蔬菜5099斤,烧酒876斤,以及烟卷、点心、粉条、香皂、笔记本、牙刷、牙粉、茶杯、毛巾等物资若干。慰劳参军新战士北海币7.11万元,袜子209双,鞋140双,钢笔56支,笔记本216个,毛巾216条,以及牙粉、牙刷、香皂、铅笔、帽子、裤子、烟卷、茶杯等物品若干。井子村贫农冷琴连身无分文,他就上山打了几天草卖了20元钱全拿出来“劳军”,说“八路军在前线不怕牺牲打日本鬼子,我出点力是应该的。”浪暖村一个青年妇救会员把自己的新被子拿给参军的新战士盖,别人说“把出阁的被拿给别人盖不好”,她回答说:“八路军战士盖了比俺男人盖了更好。”

为支援抗战胜利,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积极动员适龄人员参军参战,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姐妹送兄弟参军的动人场面,崮头村的一位李姓老人把养老女婿也送到部队。同时,动员群众坚持生产粮食、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源源不断地支援抗日前线。

还要提到的是,境内的老百姓对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所做的贡献。1941年冬,胶东医院育儿所成立,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1942年4至5月,因形势逐渐恶化,该所由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境内东凤凰崖村。7月该所改为胶东育儿所,9月又迁至田家村。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所内儿童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所收养幼儿多安排到各村分散带养。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6年2月,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指示,该所一部分幼儿随公署机关转移至莱阳境地,一部分幼儿依然分居在田家及附近各村。是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胶东西部形势日趋紧张,去莱阳部分幼儿又重新返回田家村。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分散在各村的儿童集中居住,共收容儿童300余人,该所由田家村迁至离城区较近的腾甲庄村。1952年7月,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人民政府接管。

 

调查资料:

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

谭波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妇女干部队伍不断扩大。险恶的环境,使不少妇女干部生了孩子无法带养。为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1942年7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在胶东医院育儿所(1941年冬建)的基础上筹建一处独立的胶东育儿所,育儿所曾先后设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荣成县和牟海县的一些村庄。

育儿所成立后,第一步工作就是选择不脱产的奶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批奶母,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这些奶母,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死了吃奶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奶母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奶母是“妈妈”。奶母与育儿所的联系,主要依靠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直接与奶母联系。随着孩子的增多,到1944年,育儿所的管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当时环境虽恶劣,但党组织和政府还每月按孩子年龄的大小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每年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奶母,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党组织和政府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奶母家,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向奶母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尽管当时育儿所的孩子分散在50多个村庄,有的还相隔百里,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育儿所严格规定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育儿所在孩子们的生活卫生方面作了许多规定,要求每个奶母做到:春秋季节每三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夏天每天洗一次或数次,冬天七至十天洗一次;孩子的衣服平常三天洗一次,夏天一天洗一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巡视组除了负责到各村巡视检查奶母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奶母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把育儿所管理得有条不紊。1947年8月1日,胶东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的领导代表胶东区党委向有功人员颁发了荣誉奖章,全所80%的工作人员受奖。

更值得人们敬慕的是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年11月,日寇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奶母们提出的口号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人在孩子在。”在反“扫荡”中,奶母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逃窜,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1944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1942年9月,东凤凰崖村姜明真的孩子刚满八个月,为了哺育育儿所的孩子,姜明真毅然给自己的孩子提前断了奶,从育儿所接过刚满两个月的福星,她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前方抗日,咱们给她们哺养孩子也是为抗日尽点力。”不久日寇“扫荡”时,她和婆婆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上。两个孩子,只要喂一个,另一个见了就要哭闹,为了避免哭闹暴露目标,她先让婆婆照顾着福星,却把自己仅十个月的孩子抱在另一个山洞里,当她刚刚返回福星和婆婆藏身的山洞时,敌人就开始轰炸,她紧紧把福星搂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硬要出去看看,为了福星,她忍痛劝阻着婆婆说:“妈,你千万别出去,你出去要是被搜山的鬼子发现了,不仅你自己遭到不幸,福星的性命也难保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鬼子撤走后,她和婆婆扒开洞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在洞里爬来爬去,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嗓子哭哑了,肚子涨得象小鼓,回家不几天就死了。母亲失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可姜明真强忍着无限的悲痛,告诫自己:“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为了福星,我决不能倒下去。”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福星喂养到三岁,让其父母领走了。东凤凰崖村奶母初连英,1942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小孩正是哺乳期,她听到有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时,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有人问她:“你的孩子那么小,断了奶行吗?”初连英说:“爱国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为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在当时,把心血倾注给孩子的何止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和奶母,即使那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东凤凰崖村奶母沙春梅抱了育儿所三个月的小春莲奶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五岁时,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念春莲哭成了耳聋病。当时孩子都把奶母当成了亲妈妈,他们的父母来接时,孩子都哭着说:“我要回家找妈妈。”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谁是你妈妈?”他们总是说:“我家在某某村(奶母所在村),我妈是某某(指奶母)。”

胶东育儿所在党的领导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靠着这些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工作人员和那些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奶母,使她在战争的风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前后长达十多年。这些妇女用她们的全部心血,使育儿所的孩子在残酷的“扫荡”和多次迁徙中,无一损失。就是在当时麻疹流行的时候,育儿所的孩子也安然无恙。可当时这些不脱产的奶母,每月除了60斤粗粮外,是无任何其它报酬的。

    1952年7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胶东育儿所完成她的历史使命,除少数工作人员调离外,育儿所移交给乳山县。至此,全部结束了胶东育儿所的工作。

(作者曾任乳山市妇联副主任、乳山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等职)

 

五、经济建设

 

由于日、伪军在军事上不断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围剿”,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再加上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给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根据上级指示,把大力发展生产作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任务来抓。为开展好大生产运动,县委和行署首先从解决思想认识入手,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重要著作,让大家认识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以便能更好地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农业生产是大生产运动的重点。由于连年战乱,农村土地荒芜,耕地减少。为扩大耕地面积,解决农民土地少的问题,县委、行署大力鼓励农民开荒、复垦,并制定了开垦荒地暂行办法。至1941年底,全县七个区共垦荒1879亩,当时粮食亩产平均200斤,年可多打粮食37.58万斤。行署还决定,没收罪大恶极的汉奸、大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抗属和部分无地或地少的农民耕种。贫困农民有地种,从内心感激党和政府,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县委、行署还注意赋税限度,实行合理负担缴纳公粮,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例如,麦收时,全县按累进率的方法缴纳公粮,每户农民一年人均收获粮食多的多纳,少的少纳,达不到最低数的还可以免征,总的负担最高额不超过35%,这一法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县委、行署还注重做好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组织好春耕,要求实行深耕细作;要求农民多养猪、大造土杂肥。为鼓励大生产运动发展,县委、行署先后于1943年4月、1944年4月两次召开模范劳动者大会,主要表彰模范劳动者,并动员以互助组、合作社形式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1944年4月统计,全县有30945户农民组成农业互助组11184个,其他小组1266个,手工业合作社112处,资金123万元。

1945年1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各区干部会议,研究进一步掀起大生产高潮,会议历时8天。会后各区结合贯彻会议精神,都召开了劳模、英雄、教员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紧接着全县各区进行动员,成立生产组,改善生产关系,增加生产能力,以保证能多产粮,满足抗日根据地军需民需。至5月20日,全县成立等价交换组822个,变工组434个,常年搿犋组8001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1%。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县委、行署也加强了对工商业的领导,鼓励支持大力发展工商业。1941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着手发展公营和合作社商业,鼓励发展私营商业,相继兴办了缫丝、酿造、食品等公营企业和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其中奎丰丝绸厂为境内第一个公营工业企业。抗战期间,全县各种商号有1103户,从业人员有1370人。1943年,胶东兵工厂工业研究室在胡家口东沟建新茂硫酸厂,利用当地硫矿石土法烧硫磺、制硫酸,日产硫酸2000斤,供八路军兵工厂造军火用。同年,胶东军区卫生部在崖子成立“制药小组”,第二年正式命名为“胶东军区新华制药厂”(今山东新华制药厂的前身)。为粉碎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稳定物价,支援抗战,行署先后于乳山口东岸、西岸及夏村、海阳所、浪暖等地建立以私人字号为掩护的公营商业机构。先后建商店10余个,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有“新兴”“顺昌”“永丰”“新丰春”“复兴”“新隆”等商行。业务活动主要是收购当地的花生仁、花生油、花生饼,与南方交换棉花、棉纱、桐油、竹竿、医药、纸张、油墨及抗日军民所需的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兼筹枪枝、弹药等。

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还发动农民群众自筹资金,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1941年冬,浪暖村村民自愿入股成立鸿兴渔业联合社,组织开展当地海产品销售和渔需物资的供应,为境内第一个供销合作社,入社者730多人,股金1460元。此后,供销合作社迅猛发展,至1944年,全县成立村级合作社328处,股金总额1301万元。通过农产品收购加工,与南方交换生活日用品及抗战所需物资;组织妇女纺纱织布,满足群众生活和支援抗战需要。

在要求群众大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还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小学校师生,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增加收益,并提出每名机关工作人员要生产出半月的口粮(34斤)、3个月的菜金(13斤黄豆)及全年的办公纸张(10斤黄豆)。具体要求每5个人开荒1亩,县直机关开荒10亩,种粮33亩,产粮6700斤。学校师生在大生产运动中也作出了很大成绩,全县中小学开荒187亩,生产粮食和织布折款8.5万元。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为后来的“查减”工作打下了基础。

 

六、文化教育工作

 

抗战初期,境内仅有小学教师121人,且文化素质高低不一,多数是读了几年私塾就从教,广大群众更是识字者寥寥无几。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共同参战,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按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要求,始终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之一。建县初期,战时邮务局负责发行图书,1944年6月,行署在古初村成立新文书店,工作人员3人,除出售革命进步书籍外,还负责境内学生课本的发行。境内大力开展抗战期间文化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力发展正规教育。当时正规教育指小学、速成师范和中学。1941年3月牟海行署即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并开始加强教师的配备训练和学校的设置。各区以中心小学(高级小学)为核心划分若干学区,各区文教助理员兼任中心小学校长,并具体指导本学区各初级小学的工作。各村成立村学委员会,加强对小学的管理。教育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拨给,一部分靠教育款产(牟海行署规定,各地所有学田、庙产、公田皆归为教育款产)收入解决。校舍多由祠堂、庙宇、或公房及土改时没收地主的宅舍改造而成。在授课内容上,强调教育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实行教学、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根据形势发展而定,一般有政治、国语、数学、历史、物理、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1941年秋,在由古村创办了牟平、牟海联合中学(简称二牟联中)。此后,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至1943年,小学教师发展到1076人。1944年9月,牟海行署在胡八庄一带创办了境内最早的师范学校“牟海短期师范学校”,有教职员19人,当年招生148人,另设小学教师整风学习班,招收学员80人。至年底,全县有高级小学58所,在校生3272人;初级小学477所,在校学生39043人。1944年10月,小学统改为民办公助,部分办学经费需依赖群众筹措(征收教育粮)及款产收入。在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躲避日伪军骚扰,师生们经常转移疏散,多以树林和山沟为课堂,无固定校舍。学生们除学习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当“小先生”、送信、站岗放哨、拥军优属、进行抗日宣传等。

二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为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县委、行署要求各区要利用学校兴办扫盲识字班,开办冬学运动和农村俱乐部等。开展社会文化教育的形式很多,如妇女识字班、冬学、农民夜校、民兵学习室、广播台、识字牌、剧团等,其中主要形式是冬学和夜校。行署成立了冬学促进委员会,此后,各村依据小学相继成立了冬学(包括半日制和夜校),每年利用10月至翌年2月这5个月的农闲季节,由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负责组织,开展冬学工作,对农民进行时事文化教育。学员以35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教师由村中有文化的人和高小学生担任,学校教师和部分区、乡干部也有兼任。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歌曲等。据1941年统计,牟海县有冬学560个班,学员1.8万名。至1944年,全县农民文化夜校达到708处、1738个班(组),教师1766人,入学人数达10万余人。这些教育方式,适应了农民群众的特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农民群众在形象生动的学习中,既学到知识,又受到思想教育,提高了抗战觉悟。

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为促进抗战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顺应政治上获得解放、经济上获得翻身、生活上得到改善的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牟海行署加强对群众性文艺活动的领导。1941年,牟海话剧团成立,演出《五谷丰登》《归队》等剧目。各村也由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负责组织建立俱乐部或剧团,平日活动不脱离生产,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都演出文艺节目或扭秧歌。当时结合抗战,演出的表现现实斗争的话剧、歌剧及小调剧有《春风化雨》《探亲家》《归队》《逛延安》《兄妹开荒》《大东沟》《气壮山河》《锁着的箱子》《干上了》等剧目,其中有些剧目是境内教师、文化工作者及一些进步人士创作的。还结合现实斗争教唱抗日歌曲,传教抗日民谣和抗日小调等。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如火如荼的教育文化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激发了群众抗战热情,党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回忆资料:

抗战时期牟海(乳山)文化教育侧记

徐培盛

 

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广大劳苦民众的文化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有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应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第一步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要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起来。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工作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指挥员。

随着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建立,群众性文化教育势如破竹般迅猛发展起来。千百年来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群众第一次被唤醒,有了歌声、笑声,有了精神,积极投身到抗战中,参军、支前、生产、反扫荡、反奸防特、站岗放哨、破除封建迷信、妇女翻身解放,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与天斗、与地斗和与敌人斗了。

我当时在家乡读书,当过小先生又正式当过教师,现写几个片断供参考。

一、十八个学生两位教师的中心小学

1937年底,日本鬼子占领了烟台、牟平等胶东大片土地,经常进行扫荡,骚扰乡里,国民党丁綍庭等反共顽固派也象鬼子一样横行乡里,抓丁抢粮,无恶不作,各地的学校都停办了。直到1941年2月,我的家乡获得解放。当地党组织立即组织恢复各村小学,并在大浩口村成立了中心小学,吸收各村五六年级的学生。由于十多里外仍有投降派的部队并且白天经常窜扰各村,并声言谁念八路的书就杀谁的头,所以开学时只有十八个学生,校长、教师各一人。

学校借用浩口村的一栋四间闲房,没有桌椅就用砖垒两个垛子,再放上长条木板,大家坐在自己带来的铺团上。我村(车门口村)离学校十多里路,早出晚归,拐着小篓,下面放着地瓜、玉米饼子,上面放着课本,中午就吃凉饭。算术和地理课仍采用国民党政府的“新课程”和“复兴”课本,语文都是校长从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和抗日斗争有关的著作中选的章节,融语文与抗日于一体。他写在黑板上,大家抄在本子上。当听到鬼子要扫荡或投降派搔扰时,立即把书本藏在墙缝里或埋在山里。由于当时村里没有报纸和收音机,所以有关抗战的消息很多是学生回村传播的。

学校刚成立时虽然学生少,条件差,但大家都有一股抗日的热情,虽苦也愉快。后来学校又搬了两次家,到抗战末期就定在峒岭村,这时已是一所拥有三四百名学生、十几位教师的完全小学了。

二、群众性文化教育与小先生制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群众性学文化高潮也随之到来。自古以来,穷苦农民不能温饱肚皮,哪有钱上学呢!而共产党来了,识字不花钱,又不耽误生产,还能懂得国家和世界大事,所以夜校、妇女识字班很快发展了起来。妇女吃过晌饭带着孩子到村头树下一起唱歌、识字,听讲抗战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晚上成年男人到夜校,边休息边学识字和听讲打鬼子的故事;不能上小学的儿童,过去中午都是抓鱼摸虾,现在组织成校外儿童识字班,乖乖地在一起,组成“小牛班”“小猫班”开展识字竞赛。没有黑板、粉笔,就到山里挖一些黑沟泥糊在墙上代替黑板,有时沙滩、石硼、平地也是“黑板”,木棍、泥块也是“粉笔”。在中心小学所在地峒岭村,有些大闺女、小媳妇对识字班不满足,想上全日制小学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学校专门为她们开办了“半日制”班,每天上半天课,满足了她们的要求。

为了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要求学校把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教师要走出校门到社会的大课堂去讲课。教学对象增加了,方式也变了,工作量也成倍地增加了。除了对全日制小学上课外,中午、晚上还要到识字班、夜校讲课。群众性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教几个字,还要和中心工作结合在一起:抗战、大生产、破除封建迷信、男女平等、支前、参军等。

这么多教学任务单纯压在有限的几个教师身上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普遍推广了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他说:小先生制就是由初学者去教未学者,“即知即传人”的平民教育。他曾为他六岁的儿子教他老母亲识字写了一首诗:“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不曾进师范,已会做人师。”所以当时四、五、六年级的同学大都被选为小先生,协助老师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另外当时每个小学生可以说都是小先生,子女教爹妈,弟妹教哥嫂。经过一段时间,群众都能识几百字、上千字。为了防特,站岗放哨查路条就由妇女儿童担当了。到处有了歌声,有的中年妇女还参加耍会;民主意识也增强了,有的家庭开民主会,晚辈可以批评长辈,有时教师也应邀参加。由于懂得了抗战的道理,一批批青年上了前线,妇女、老人、儿童担当起生产支前的任务。虽然十分贫困艰难,但到处是一片欢乐、朝气、必胜的拼搏气氛。

三、小教师教“大”学生

由于各村上学的儿童成倍地增长,再加上繁重的群众文化教育的开展,教师力量显得很不足。为适应文化战线这一新的形势,党决定从小学六年级选拔优秀学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我就是在这时走上教师岗位的,当时只有15岁。有人说:小教师怎么能教“大”学生,奶牙没掉汗毛没干,简直是瞎胡闹,是孩子哄孩子。这里的“大”是指年龄,如识字班、夜校都是年岁大的人,就是在全日制小学很多学生都比教师年岁大,有的父子同在念小学,我担任级任的三年级就有三四个同学比我年岁大。那时校长和较老的老师一边在业务上帮助我,一边鼓励我要树立信心,举例子给我听:红军和八路军里有十七八岁当营长、团长的,事业不在年龄,在于理想、志向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怕摔跤永远也不会走路,要从实践中锻炼成长。这些话极大鼓励了一大批小教师们的信心和勇气。

那时教师十分辛苦,象我们这些小字辈更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弥补知识的不足。我担负三年级的级任和四、五年级各一门课程,中午要到妇女识字班,晚上到夜校上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程,有时还参加民兵和俱乐部的活动,基本是天天连轴转。但是小教师们热情高、干劲大、不怕疲劳、刻苦认真、虚心好学、尊重群众、教学耐心,很快赢得了群众的赞许和信任。群众真的把你看成了小“圣人”和党的化身,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家庭矛盾)都愿意找你帮忙解决。另一方面教学中偶尔念错字群众也都能谅解。

党为了提高新、老教师的思想业务素质,采取了很多措施:星期天全乡各村教师集中到中心小学,用开例会的形式,交流教学经验;为迅速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利用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学习交流经验,还组织三个月一期的轮训班……这样在实践中学,在集训中提高,年轻的教师朝气蓬勃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四、因陋就简身先士卒艰苦奋斗

为使广大群众都能学到文化,尽快掌握文化知识,教师们因陋就简,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象战场上的战士一样顽强地拼搏着。为减轻群众负担,各个学校开始时都没有桌椅,学生背着铺团,拐着小篓,到了学校铺团做“板凳”,膝盖做书桌,人走教室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上课。很多学生没有钱买纸笔等学习用品,学校就组织开荒种地,栽地瓜、种花生,到山里捡树枝,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学习用品的费用。在敌人的封锁下,有时有钱也买不到纸张,就动员同学找旧书、旧账本,在旧书字行之间和账本反面做笔记,我现在还保留着在一本破账本上写的日记。老师们本身的生活也很艰苦,在峒岭中心小学,八九位教师分住在办公室和伙房的两铺土炕上,三四个人挤在一起,女教师就住在群众家里。教师们自己轮流做饭,生一顿,糊一顿,有时请大女生当“老师”教授做饭。教师们闲时还用柞蚕丝捻成线自己结毛衣、帽子,同学们也学编斗笠等。

为使群众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教育,我们还帮助村里成立俱乐部或业余剧团,配合抗战、生产、防特、破迷信,自编自演一些文娱节目。在车门口村组织业余剧团时,没有钱买灯油和纸张,由于大家热情高、干劲大,决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夏天趁着歇晌的时候不顾天热疲劳给缺劳力的人家翻地瓜蔓、锄地;冬天到深山给人家挑柴下山,换取一点灯油、纸张钱。演出没有道具就到群众家里借,“太平洋”床单做幕布,大沙碗盛上花生油做照明灯,很受群众欢迎。东峒岭村有一中年妇女,家里供着“神楼子”装神弄鬼,以给人看病为名骗取钱财。她在识字班听了课,看了我们自编自演的破除迷信的文艺节目,又经过教师的耐心帮助教育后,很快就觉悟过来并通过现身说法教育了一大批相信封建迷信的人。那时由学校师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的确受群众欢迎,每当我们去一个村演出,老百姓都象迎亲人一样迎接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吃,最暖的炕给我们睡,那种朴实的感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为配合形势教育,我们有时还排演活报剧,利用集日宣传教育群众,效果也相当好。

在勤劳朴实的群众面前,人民教师不仅要口头讲,而且要身先士卒,处处起榜样表率作用,群众才真正拥护你、爱戴你。如有的教师讲男女平等,可是打骂妻子,群众就当面耻笑他。有一次我给妇女识字班讲婚姻自由,有的妇女知道我是由父母包办定的娃娃亲,就嘻笑着说:老师光嘴上讲自由,实际你还是不自由啊!后来我真的退了亲。当时动员参军是经常的中心工作,一批批年青人走上战场,这对年青教师也是个考验。在车门口村我接替徐培明老师参军后的工作,后来他在潍坊战役中牺牲了。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党动员大参军时,全县教师在夏村开大会纷纷报名投笔从戎,有的男教师母亲有病,表示参军有心事时,有的女教师当场表示愿嫁给他侍奉公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开完会回到教学村,我们又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许多年青教师率领了大批民兵走上了战场,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离休前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等职)

 

七、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

 

全国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焕发各抗日根据地广大群众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团结各阶层坚持长期抗战,194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迅速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规定,减租是“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5月,中共山东分局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是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基本口号,也是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的重要策略。

1942年7月,牟海县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当时全县有农户8.5万户,人口42万人,土地114.5万亩,人均2.74亩。但土地的占有很不平衡,全县地主2169 户,占总户数的2.55 %,人口10845人,占总人口2.58%,却有土地11.5万亩,占土地总数的10.04%,人均土地10.6亩。富农1822户,占总户数的2.14%,人口9110人,占总人口2.17%,却有土地7.1万亩,占土地总数的6.2%,人均土地7.8亩。中农4.12万户,占总户数的48.47%,人口20.32万人,占总人口的48.38%,有土地67.33万亩,占总土地58.8%,人均占有土地3.31亩。而广大贫苦农民却占有很少的土地,全县有近万户农民完全失去土地或仅占一亩以下的土地,有近3000户农民没有房子住,有6300人的乞丐群,有20万劳动人民冬天穿不上棉衣。要动员起全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抗战,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土地革命。

为了指导和推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群众运动的开展,7月间,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吕明仁、东海地委组织部长孙加诺和各救会长刘仲益带领工作组到十区(现崖子镇)进行试点,县委派刘炳辰、张奇青等同志参加。胶东区党委工作组进驻十区后,首先培训村干部,重点学习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指示和有关文件,明确“双减”的重大意义和具体做法。培训结束后,工作组分成两个组,分驻大崮头村和青山村。工作组进村后,主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二是调查了解地主剥削人民的方式和手段,通过算账对比,提高觉悟,增强对地主的仇恨心。然后由积极分子去发动群众,讲明“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好处,并确定斗争对象。条件成熟后召开群众大会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地主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剥削罪行,表示拥护政府法令,愿意对租种地减租,对雇工提高工资,对放的债减息。斗争大会胜利了,群众情绪高涨,同时也给面上的“双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试点工作于9月底结束,区党委工作组撤离。

10月,县委成立减租减息工作队,刘问世任队长,张奇青任副队长,分别住九区的育黎、曲水村和十一区的诸往、城阴村,以点带面并有一批工作队员分赴各区帮助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工作,群众初步发动起来, “双减”运动也由点到面开展起来。如七区冯家村,地主冯全堂(商号“永和钱庄”)有耕地120亩、房屋80间、山峦300亩,雇工2人,出租地60亩,其全家8口人,每年收租7000斤,放高利贷1万余元,年收息3600元。该村农民向其进行说理斗争后,共减租粮3600斤,减息1800元,雇工年工资提高到粮食1200斤,小土布4匹、鞋4双;全村21户地主、8户富农共出租地1170亩,放高利贷2万元,通过“双减”共向佃农退地租粮2.1万斤,减息1.8万元,雇工24人共补工资粮1.92万斤。

经过这段工作的开展,群众有所发动,对地主阶级有所打击。“双减”工作也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不小成绩,各区有不同的进展,很多村“双减”工作圆满结束。11月,日军开始冬季大“扫荡”,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投入反“扫荡”中去,全县减租减息工作暂停。

1943年春,反“扫荡”后,牟海县委、行署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开展“双减”运动,很快在全县掀起了高潮。一是组织发动群众,二是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使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开展。据年底统计,全县共退租粮12.54万斤,重新订立租约1145亩。

1942年和1943年的减租减息斗争,由于县委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政策,减轻了租佃户和借贷户的负担,提高了雇工待遇,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封建势力受到初步打击,对调动农民生产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巩固人民政权、壮大抗日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根深蒂固和地主阶级明里暗里反对,加上部分干部对上级指示理解不深,宣传发动不够,没有深入地向租户进行教育,造成一些区、村农民抱消极态度,只是由干部和积极分子包打天下,或者做表面文章,使“双减”走了过场。因此,不少村庄地主抽地毁约,没立约、没减租或明减暗不减等问题仍严重存在。

1944年春,全县以40天的时间开展了复查减租减息工作,“查减”对象主要是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和没有减租减息的村庄。在“查减”运动中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开展“谁养活谁”大讨论,提高群众觉悟,使“查减”工作深入开展,经过40天的查减,全县共退租粮1.16万斤,钱1.18万元。

同年8月,根据胶东区党委“关于彻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大多数,确定群众政治优势”的指示,县委组织县、区干部重新学习,总结反省,打通思想,在讨论中不少干部检讨了自己存在的右倾思想和厌烦情绪以及工作不深入扎实的问题,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增强了工作主动性。从9月中旬到10月初,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恶霸、反贪污斗争。县委确定工作方针是“突破四区,加强十二区,帮助一、二区。斗争对象主要是横行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和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农民资财的伪乡长。”由于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成绩显著。据九、十、十一三个区的统计,共发动大小斗争会528次,斗争对象695人(其中反恶霸斗争95次,反土棍斗争75次,反贪污斗争111次,算旧账20次。参加斗争会的人达28万人次)。反恶霸、反贪污斗争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查减”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封建势力顽固,地主阶级政治上仍不老实,或明或暗地欺骗、威胁、引诱、分化群众,企图复辟,部分干部群众存在怕变天的思想,使“查减”工作不彻底。

1944年12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一切解放区把群众减租查租,发展生产,作为当前对敌斗争胜利关键”的指示,集中进行减租查租斗争。全县457个行政村,有394个行政村都向地主阶级开展了斗争,共开斗争会820次,斗争对象858个。据全县统计,(一)减租:粮11.8万斤,款9.31万元,地430.85亩。退租:粮15.5万斤,款3036元,地552.43亩,要回抽地403.7亩,新立约111.8亩,减息6.7万元。(二)租约:过去已立租约10361张,土地19575.5亩,不妥当重新立约1489张,土地2222.08亩;过去没立约而新立约2773张,土地2528.63亩;到期换约者433张,土地1408.65亩;被地主毁约重立769张。(三)斗争果实:没收地主土地1558.45亩、山峦648亩、房屋202间、粮食7.8万斤、款70.72万元、大牲畜32头,花生3842斤,布匹8889尺。另外还有枪7支,子弹400发。

减租减息工作延续到1945年8月宣告结束。

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历时4年多的“双减”和“查减”运动,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使广大农民群众改善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解放区的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巨大发展。

 

八、开展锄奸反特斗争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丁綍庭等部与日军、土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刺探破坏,妄图推翻新生政权。为保卫新生政权,县委发动群众开展锄奸反特的群众斗争,对那些死心塌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恶霸汉奸进行了严厉惩处,安定了社会秩序。

加强司法公安工作,首先是建立健全司法公安机构。1941年8月,成立了牟海行署公安局,内设秘书科、侦查科、审讯科,并在全县设秘密公安网员和抗日自卫团,以监控汉奸、特务活动,维护社会治安。1942年4月公安局增设工作队、政治保卫队,负责内部保卫、锄奸、看押罪犯和维护社会治安等。1944年,在全县457个行政村民主选举村公安员914人,负责基层治安保卫工作。除开展锄奸反特和反颠覆活动等政治斗争外,公安机关还对一些地方恶霸、劣神和不法分子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案件给予全力侦破,震慑了犯罪分子,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1942年,区、村建立秘密反奸侦查网点,重点打击散匪和伪组织,先后破获了“暗杀团”“新民会”和“铁血团”等反动组织,处决了首恶分子。对一般汉奸采取教育争取,给予自新之路的宽大政策。1942年,普圣门头子吕先亭、于天广策动佛兵(会众)百余人,勾结国民党军秦毓堂进攻八路军,被击溃于胡八庄。1943年10~12月,结合开展“查减”工作,发动群众进行防奸反特斗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有214人自愿交待了在丁綍庭统治时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诚实表示悔改自新。12月6日,结合“查减”工作,破获了邵家村以邵仁山、段晋亭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仁山防区”。1945年4月19日,县政府在夏村召开锄奸反特诉苦大会,进一步唤起民众情绪,为夺取“双减反霸”斗争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此时,解放区群众性的锄奸反特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的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广大群众主动揭谣、追谣和调查检举汉奸特务活动,使汉奸特务无藏身之地。在抗战期间,公安机关还做好户籍管理工作,防范敌特潜入;做好禁烟(吸食鸦片)、禁赌工作,1942年,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双禁”运动,查封了一批烟馆、赌馆,净化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环境,凝聚了全社会力量发展生产,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①1936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推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法”。同年10月至1937年2月,境内先后取消区公所,相继改设乡农学校(简称乡校)。每校设校长、指导员、训育主任、军事教练、总务主任(兼文书)等职,皆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乡校除行使一区行政权力外,还兼对农民进行封建宗法教育,分期训练地主武装。从一等户(16亩地以上)开始,每户出一丁(年龄18至40岁),轮流到乡校接受训练,不愿受训者,可雇人代训。每期3至4个月,学员20至50人。1人自带1枪,枪支由村出钱购买。

②王文,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1930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历任吴宝县委书记、东北军工委书记、米脂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5月任胶东特委书记,兼任山东省第三军区政委。1942年7月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1943年11月因病去世,年仅32岁。

③投降派  勾结日军反共反人民者为投降派,抗日但反共反人民者为顽固派。

④24个司令  即坚持反共以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派,亦称“顽军”。这支军队,名义上抗日,实际同日军一接触就垮,纷纷立山头,坐山为王,以致在胶东出现了所谓的“24个司令”。由于他们不干好事,专门勾结日寇,制造摩擦,欺压人民,后来大多被人民武装歼灭,或公开投靠鬼子,当了汉奸。这“24个司令”是:赵保原(山东省第13区保安部队司令)、高玉璞(13区保安第4旅旅长)、郑维屏(第7区保安部队司令)、王兴仁(第7区保安第2旅旅长)、丛镜月(第7区第3旅旅长)、张建勋(第7区第5旅旅长)、苗占魁(第7区第6旅旅长)、陈煜(福山保安部队司令)、安廷赓(省保安团司令)、韩炳宸(省保安独立第2旅旅长)、冷先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蔡晋康(军委别总独立44支队司令)、丁綍庭(军委别总独立46支队司令)、赵世珂(军委别总独立47支队司令)、徐淑明(军委别总独立48支队司令)、张金铭(抗日救国军16支队司令)、焦慎卿(抗日救国军独立大队司令)、辛诚一(省第5战区游击总指挥部16支队第5纵队司令)、姜黎川(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2纵队司令)、秦毓堂(国民党暂编26旅旅长)、王子善、张立业(省保安37旅旅长)、胡寿恒(中校司令兼荣成县长)等。 (摘自《胶东军事志》第89页—编者)

⑤关于马石山突围战的全貌,详见乳山市党史市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血染马石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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